关于文艺批评的批评已然进行多年，可见它是一个很容易搞起批评的安全话题。现在讨论还在继续，说明文艺批评的现状仍然需要改善。文艺批评中的一部分是文学批评，我不了解其它方面，只能就文学批评状况谈点看法。

研讨会上为何“嘴下留情”

文学批评的方式有多种，研讨会评论和文章评论是常见的两种，但情况有所差别。

研讨会评论也有多种，我了解的主要是在北京召开的一些文学作品研讨会的情况。

我无法说，这些研讨会都是“只说好话”的会议。实际上，这些年来，研讨会也在发展和变化。

中国现在每年出版有2000多部长篇小说，能够拿到北京来研讨的作品，多数为作者方有自信，主办方认为比较好的作品，全年大概有几十部这样的作品开成了研讨会。开研讨会的目的主要有几点，第一，作者希望听到权威评论家的意见，帮助确定自己作品的价值；第二，作者和有关方面希望通过研讨扩大对作品的宣传；第三，出版方希望通过研讨产生促销效应。

据我观察，作者再自信，开会前也是忐忑不安的。有相当一部分作者，会议结束后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他们发现评论家对作品的评估低于他的自我评价(一般作者总是尽全力写作后，认为满意了，才拿出自己的作品)。

中国的研讨会，作者本人是出席的，不出席听不到发言，更难以感受会议的氛围。这种会上总是好话说得多，批评谈得少，但目前，就北京的范围而言，听不见批评的会议是相当少了。

这是因为，常参加研讨会的那些评论家都成了“腕儿”，他们不怕没人请，所以发言时已不屑于光说好话，光说好话也是有失身份的。每个人发言都有显示自己水平的动机和必要，要尽量谈出和别人不同的观点，凭了这个，作品的不足之处也大都显露出来。尽管批评的话总量可能不多，但每一句都会被作者牢牢记住，不至忘掉。一个会开下来，作者一般能够领悟到大家对作品的总体评价如何。也有的会上，批评意见竟然占了上风，使作者会后愤愤不平。还有的会上，批评家的意见分歧较大，有人说作品好得很，有人说差得很，当着作者的面大吵起来，这就属于个别现象了。总的来说，研讨会逐渐向“庙大欺客”的方向发展。不请这些大腕评论家行不行呢？总是请上一部分好，因为他们读过的作品多，能够当即比较，说出这部作品在当前创作中的地位。世上许多事情会慢慢走向平衡。

当然，如何使研讨会评论真正做到求真务实，畅所欲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评论家在会上总是倾向于“嘴下留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待探索。

落在纸上为何“只说好话”

研讨会开完了，报道出来了，我们发现，报道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会上有没有批评，批评得重不重，报道上一律不反映。反映出的都是作品的长处，连一句“与会者也指出了作品中尚存在的不足”也没有。这样的报道见多了，就给人以评论“只说好话”的印象。

文章的评论也是如此，在会上讲讲缺点可以，落实到文字上，就慎之又慎了。不少评论家写文章时是一点不提作品缺憾的，于是形成“捧杀”的印象。

有次召开一个研讨会，会前主办者向作者声明，这个会是敞开批评的，作者欣然接受。会上，他听到一些肯定的意见，也听到很多批评意见，都能安之若素，而且认为收获很大。以后，报道见报了，有三分之一篇幅涉及作品的弱点，于是作者情绪波动强烈，表示了抗议。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氛围，在中国，落在纸上的东西是相当严重的，“文字狱”也往往由此而生。人们似乎绝不能接受纸上的批评、文字的批评。

也是一个文化习惯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大部分文章批评都能谈到作品的不足之处，作者们也会习惯的。这个习惯不是文学界单独生成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养成了自由批评、实话实说的风气，文学上大约也不会落后。

文学界应该带头，探讨如何改善文章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容易误导读者，读者读了你的文章，以为作品十全十美，买到书一看，大失所望，评论就倒了牌子。也很容易误导作者，作者读了你的评论，以为他写出了《红楼梦》，他就还会这么写下去。应该承认，在批评整体上，对创作整体是有误导的，提倡了什么样的作品，无原则地拔高了什么样作品的价值，无形中就指示了方向，容易使创作在整体水平上固步自封。

评价体系是一种批评生态

需要建立由职业批评、学院批评、媒体批评、读者批评共同建构的批评机制，发挥各自的优势，不使职业批评独揽话语权，也是改善批评体系的一种方式。不能迷信职业评论家，他们当中也有理论强而艺术感觉不行的人；也不能迷信读者，读者有时仅仅重视可读性而不熟悉专业标准。评价体系是一种批评生态，生态健康了，批评才会发展。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建立一种具有足够权威性和公信力的评价机构，这种机构应该是独立和客观的，由专门的文化基金提供支持，在专门的评论园地发布评价信息。譬如，每年发布最好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或散文是哪几种，大家去看了，果真如此，便相信了这个传说。当这个机构站稳脚跟，并发挥以一当十的影响时，文学评论才开始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当然，做到这些也不会一蹴而就。

最好的作品只是相对其它作品而言，如果最好的作品挑选出来还不能令大家满意，就不属于评价体系的问题了，要从创作方面寻找原因。

评奖是评论的继续和最集中的体现，搞好评奖，也要首先维护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努力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现在茅盾文学奖开始采取实名制，也是改善评论的一种努力，不管最终评出的作品是否是令人满意的，只要是相对其它参评作品是最好的，就可以视为评论和评奖的成功。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