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认为，“去年火爆的畅销书《李可乐抗拆记》，虽然打着小说的旗号，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说。”照此推理，李承鹏甘于从着名的足球记者转行立志当一个作家是一种不被主流文学界承认的行为，所以李承鹏式的收入水平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作家收入的代言人。

中国作家是有组织的人，作家都是加入中国作协的——被中国作协承认的人才能被称为“作家”。中国作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简称。“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作协的官方色彩体现在作协的领导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作协里的“作家领工资”。陈村的呐喊可以作为一种声音的存在，但不能代表中国作家就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2009年，着名作家郑渊洁曾经在其博客发表文章称“作家领工资是一种耻辱”，很多省市的作协领导和作家都表示了“在目前文学环境下，很多作家不得不靠工资生存”。在中国特色的作家生态圈里，无论是领工资的作家还是靠版税生活的作家实际上都不是靠写作生活的。

李承鹏从足球记者转型作家，功利角度看，如果真是像陈村描述的当作家会有那么凄惨的境遇，李承鹏早就重新回归记者行列了。能够加入作协的都是已经在文学界扬名立万的，李承鹏式的非主流作家，以及80后、90后的网络写手们还没有在普遍意义上得到作协的认可和垂青，若干省市的作协大门虚掩着一条细细的门缝，递出一只手来摇晃着小旗“欢迎网络写手们加入”，热闹是热闹，却也不过是作协的一种姿态，听听也就罢了。

成为作协的人，凡事就以作协的规则为圭臬。作协的工资不高以及出版社的版税不多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但中国作家们破产以及沿街乞讨的案例尚未出现。即便是李承鹏式的非着名非主流作家都有大量的院校、论坛邀请演讲，作协里的作家们也一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写作之外获得应有的收入以填补家用。

在第一职业作家和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的选择中，在作家们创造的作品完全对得起自己的工资之外，作家们的大块收入都源自与第二职业和第三职业，甚至是更多职业。陈村描述的语境还是停留在对作家在作协内的收入水准，其他的收入是不足向外人道哉的。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书写民族秘史的人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具备的能力在当下的中国似乎都被隐藏起来了。作家们动辄以自己收入衡量自己的价值，无可厚非，但为何不让作家们用版税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呢？版税和工资的双轨制背后还有作为明星秀式的各种活动的出席，中国的作家活得很滋润，也很开心，偶尔地拿作协低工资开开涮也很符合最潮流的娱乐精神，陈村式的担忧当做一次作秀来解读，作家们会很感激的——毕竟会有可能提高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