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河在2011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撰文指出，钱锺书是一位卓尔不群、独立不羁的作家，其中就表现在他的性恶书写，即对人之性恶本质的揭示和批判。钱锺书痴气的先天秉性决定他生而具有的批判意识，也为他接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性的性恶话语奠定了性格和心理基础，而战争等社会环境又为此种倾向的发生和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因此可以说，钱锺书自身内在和外在的、观念的和性格的，以及社会政治的各种因素纠结交织，共同促发和谱写了其文本之中的性恶话语。

钱锺书所属的“清华学派”做了些啥

张丽琴在2011年第1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撰文指出，上世纪30年代前后，以《新月》《学文》等文学刊物为主要批评园地，以清华大学文科特别是外文系为核心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钱锺书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学派深受欧美文艺熏陶，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英美新批评的观念，强调作品的中心地位和文学的审美特性，在方法上普遍运用“扩展的比较法”，注重批评的独立品格和个性，在实际批评中提出了不少特立独行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这个学派有着不俗的成绩，但在当时和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引起与之相称的反响和关注，这或许与其浓郁的学院色彩和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围城》里的人物为何南腔北调

郜元宝在2011年第1期《学术月刊》杂志上撰文指出，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