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我和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一些前辈批评家接触较多，他们在反思80年代文学批评的得失功过之后，几乎都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表达了殷切期望，认为批评的黄金时代可能属于当下，因为20年来言论空间的开放、知识的储备、视野的扩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判断和期待，这让我想起鲁迅一段着名的话：“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的中国同样处于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但是否就会因此而出现批评的黄金时代呢？

是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批评”和“意见”盛行的时代，互联网提供的开放式的空间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发表其言论，成为一个“批评家”。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批评真的“繁荣”起来了。实际上，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面临着两难之境，一方面它必须保持开放的姿态，接受各种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传媒对它的挑战，它必须不断放弃既有的规范，投身到媒体所制造出来的话语空间中，并力争在这个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某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去刺破那些虚假的“批评泡沫”，为自己在知识、道德、信用和效果等方面作全盘的辩护。

这种情况与当前我们面临的复杂文化语境有关，一方面，随着资本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文化领域，文化越来越具有圈子化的趋向。而与此同时，一部分文学又以市场的名义诱导文学趣味向娱乐化、幼稚化甚至低级化的方向发展。帕斯说：一个时代的腐败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腐败。在我看来，语言腐败的背后，是一个时代想象力、创造力的衰退和精神生活的萎缩。遗憾的是，对现有文化机制的认可和对资本的依附让我们的一部分批评在面对这些现象时缺乏判断的敏锐和批评的勇气，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指出的，批评“过分退让，含糊，要求低，满足于那些十分渺小的作品，赞美那些勉强还算得过去的作品。”大部分批评满足于理论话语的“好看”和“热闹”， 满足于对文学作品印象式的复述和点评，热衷于树立文学史的标杆和偶像，或者粗暴地宣布某种文学潮流（趣味）的“开始”或“终结”。最严重的是，在某些时候，批评成了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互相确认、互相赞美甚至是互相吹捧和交易。批评成为作品的影子，成为作家的影子，批评甚至成为批评自身的影子。这样的批评是让人失望的。

我们的批评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拒绝各种强加其上的干扰因素，保持批判性的原则，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并用恰当的方法和理论去解剖它，分析它，解释它。不是通过批评家的姿态，而是通过理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经得住推敲的知识和概念来加入当代写作。批评应该始终保持其独有的、纯正的审美原则和深刻的历史理解力，以“历史的同情”的态度去“厘清”作家作品与我们的时代、社会之间的复杂纠缠，作出恰当的判断、选择和裁决，重建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大时代呼唤真正有力的文学和真正有力的批评，虽然“黄金时代”的到来总是显得遥遥无期，但有了众多人的执着和努力，或许会离它稍微近那么一点。而这一点，或许就会让我们的时代“得生”，而不是“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