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学者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北大教授陈晓明说：“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11月9日《南方都市报》)

陈晓明先生该论调简而言之就是：“中国文学是媒体唱衰的”。笔者却不同意此判断。关于中国文学的争议，可说是众说纷纭，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提出“中国文学垃圾论”，我国学者朱大可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诗人叶匡政也曾发出“文学死了”的言论。联系现实，笔者以为，“中国文学目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中国文学是媒体唱衰的”的说法恐怕更牵强附会。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正在日益走向时尚化和商业化，失去了诗性的光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氛围渐浓，文学的面目发生着某些不甚高雅的改变，出现了一些轻浮、鄙俗、肉麻格调的写作。那么，中国文学出现的弊病是不是媒体惹的祸呢？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错位的看法。

文学在失去昔日精神和灵气的同时，获得了庸常的世俗性。有女诗人声称“衣服是诗歌中众多的枷锁，我就是要去掉这些枷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宽衣解带上台裸诵。一位男诗人公开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养”。种种怪象，真的是媒体“唱衰”的吗？与其说是媒体的作用，不如说是作家自身丧失了责任担当，迷失了方向。

把中国文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媒体的唱衰，并不理性，是在转移文学争论的视线，同时也可能对文学问题的实质带来遮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文学与现代传媒的关系，不存在谁唱衰谁的现象，相反是二者如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在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日益失衡的今天，笔者以为，文学应有更多的责任担当，而不是对自身责任的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