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相亲节目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节目的低俗化遭到人们的尖锐批评，广电总局先后下发文件要求加强管理。实际上，当前，低俗化不仅限于电视节目，它几乎成为娱乐文化的通病。这种低俗化表现为：激发猎奇心理和偷窥欲望，贩卖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宣扬“拜金主义”和奢侈消费、甘当金钱的奴才；炒作明星绯闻，披露个人隐私，哗众取宠，恶搞成风。对于低俗文化来说，一切能吸引眼球的手段和能带来“人气值”的低级趣味都可用来制造卖点，这是媒体社会和“眼球经济”的特有产物，这种产物是对人的一种贬低。

在媒体社会“眼球经济”异常活跃。所谓“眼球经济”就是依靠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获取经济收益的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中，注意力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注意力作为一种个人资源是有限的，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其再生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注意力的商品化是电视注重收视率、网站注重点击量的原因，也是低俗文化产生的外在条件。说它是外在条件，是说仅此还不足以产生低俗文化，还需要生产者的内在条件配合才行。这个内在条件就是生产者认为人们一定爱看低俗的东西，只有低俗的东西才能吸引人的眼球。这是对人的一种低俗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把低俗理解为人固有的本性、固有的趣味，也正因其是固有的，人人如此，所以也就无所谓低俗。这样，生产低俗文化招徕观众，对生产者来说，往往并不觉得是一种丑恶，未必会遭受个人良知的谴责。这样看来，这种对人的低俗化的理解，其实是生产者对自我的理解，这种理解暴露了生产者自己的低俗。基于生产者内在条件上的低俗文化不单是对观众的贬低，同时也是生产者的自我贬低。

这样说来，对于低俗文化产品的泛滥，观众似乎是无辜的，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观看呢，观众不是有选择的自由吗？表面上看，观众好像是自由的，有选择看的自由，也有选择不看的自由；但实际上，观众在众多低俗文化的包围中，所谓的自由往往只是选择看这一种低俗或看那一种低俗的自由，在给定的文化环境里，观众选择的自由受到环境的极大制约。而且还须承认的是，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文化环境的塑造，人的趣味是文化环境塑造的结果，对于处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更是如此。这样说来，低俗文化趣味与其说是人所固有，不如说是被低俗文化生产出来的。低俗文化在自身生产的同时，生产出合格的观看者和接受者，这是低俗文化实现经济目的的最好保证，也是低俗文化的危害所在。

这里，低俗文化的生产者或许会跳出来辩护，低俗文化自古就有，民间文化里就存在不少低俗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确，民间文化具有健康生动的一面，也有狂欢低俗的一面，后者在自娱自乐的同时，往往和前者一道构成对僵化的正统观念、道德教条和社会秩序的反叛。民间文化具有自生自发、自娱自乐的性质，生产者和接受者并不截然分开，生产者并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民间文化的商业化往往是对其民间性质的背离。与民间文化相比，媒体社会和“眼球经济”的中低俗文化则完全相反，它是生产者凭借强大的生产条件，把低俗的东西截取出来，进行无限放大，以达到招徕顾客、追逐利润的目的，而接受者则处于被给予被塑造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低俗文化不但不反叛金钱对世界的统治，恰恰相反，它要强化这种统治，而且在强化的同时生产出与之配套的道德教条和正统观念，进而便让人人成为金钱的奴才，以便其生产目的更好地实现。电视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炫富男”的夸张炫耀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其实，任何统治力量和统治秩序要植入人心，非得变为具体可感的形式才行，“拜金女”、“炫富男”正是这样的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低俗文化制造者在贬低自身的同时，完成对广大观众的贬低。而这种对人的贬低竟然大行其道，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