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公开:中国式民主前行一步
上周六落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就落实审计报告整改意见对预算改革再作承诺:将继续推动中央部门预算公开,争取经过两三年努力,使所有的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这一承诺当即得到全国人大正面回应,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何绍仁表示明年预算法会做出修改。言外之意,预算改革将得到最高立法机关的法制支持和敦促。
今年四季度是预算改革的一个“突破季”。10月初广州市率先吃“螃蟹”,全面公布《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受到全国舆论欢迎。同时,舆论也对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没有交代“三公”消费,市政府每年补贴机关幼儿园高达6000万元财政拨款等问题提出强烈质疑和不留情面的批评。与此同时,包括上海在内,多个以“保密”为由谢绝公开地方部门预算的城市迫于舆论压力,纷纷表示要逐步推进预算公开。紧接着,上海财大预算透明度课题组向31个省份发出要求提供省级部门预算的联系函,得到27个省份陆续回函答复。而同样的“联系函”,该课题组2006年也发过一回,却全部石沉大海,无一个省份予以理会。这种变化印证出,预算公开渐行渐近,政府对来自社会的呼声再也不能置若罔闻。年关将至,中央部门预算公开虽说还要等待两三年,但毕竟也有了明确时间表。
各级政府钱袋子必须向社会公开,道理已被无数文章说了无数遍,再作赘述全无必要。我们所要指出的、迄今仍未必为常人所察的是,中国式民主的每一个细微进步,其实正借助类似预算公开渐行渐进的案例,以一个个“增量民主”的生动故事所诠释。今天的中国,很少还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否定“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方代议制民主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结合“国情”及30年实践,中国民主建设必然也只能走“增量民主”的推进道路。所谓“增量”首先以“存量”的存在作为推进改革的前提。预算法颁行、各地预算公开的前期实践,社会对公开的舆论推动均为“存量”;“增量”又指“突破”,预算公开由地方试点向中央试点递进,就系典型的“突破”并形成新的“增量”;“增量”强调渐进式“改良”而非冒进式“改革”,也即推进预算公开的每个具体阶段只追求有限“突破”而非“突变”。否则,隐含在预算背后的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运行规则受到过于猛烈冲击,改革阻力必迅速放大而致使改革遭遇重大挫折直至夭折。回顾31年改革史,因盲目追求“突变”而导致改革事项遭遇重大挫折的案例比比皆是,教训不谓不深刻。
推进民主只能采取“增量民主”的路径依赖,还是一种哲学思考,是为“增量哲学”。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同样是“增量哲学”的指导。时至今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包括国有、民营、混合、私有等多种市场主体,一方面不断推动新兴经济力量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继续掌控“经济命脉”;一方面强调市场调节,另一方面保留政府强力干预。有人说“这样的市场经济是四不像”,但若用“增量哲学”的中式智慧加以考量,这种看似无可奈何的改革推进思路,恰恰充分估计并预防了“存量”的反抗,在相当程度上避免或降低了改革过程因利益调整过猛所必然导致的剧烈的社会震荡。由此可见,无论是市场改革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从预算公开、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政府职能转型、党内民主、基层治理民主乃至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人们都能聆听到“增量哲学”指导并推动中国当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缓慢但稳妥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