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安徽省特种工艺品之一的宜纸，诞生于何时?怎样产生的?它的全部历史进程以及制作工艺又是怎样?现状如何?这些都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在宣纸的主要产地曾有这样一个传说:

蔡伦的徒弟孔丹，在皖南以造纸为业。他一直想制造一种特别理想的白纸，用来替师傅蔡伦画像修谱，用以表示怀念之情。但经过许多次的试验，总是不能如愿以偿。一次，他在山里偶然看到有些檀树倒在山涧旁边，因年深日久，被水浸蚀得腐烂发白。于是他联想到利用这种树皮制造理想中白纸的问题。后来，经过不断地钻研和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虽然，上述这个故事只是一种传说，缺少可靠的文字记载。但是根据实际情况，现在我们敢于肯定的是:就是利用这种檀树皮制造的宜纸，至迟在唐朝时候就比较盛行了。

唐朝的大帝国是在继承隋代业基上建立起来的。其统治者比较明智，如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七年(六二四年)，既颁行了保障地主阶级利益的“均田法”，也安定了小土地所有者，生产力大为提高，文学艺术也因之大为发展，有将近三百年的唐朝一代，大体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同时，由于废除“世家”子弟世袭官爵的制度，代之以开科(考试)取士的科举制，读书人大为增加。它和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历史上的两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唐初的书画艺术是继承隋代的，有好些书画家由隋入唐，如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还有唐初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他们把隋代的书画传统接受了下来，影响了新的王朝的艺术，成了开创唐代光辉的艺坛的先驱。后来，甚至有许多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墓等，也酷爱书画艺术，并加以提倡，因而诗人、画家、书家都一一博得了恩宠，借以升官晋爵的自大有人在，以致相继出现了不少“上掩千古，下开百代”的大书画家。根据粗略的统计，唐代的着名画家就有四百人之多，画迹数以千计，书家尤如雨后春笋。其中知名的画家有: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曹霸、韩干、郑虔、张萱、卢鸿、杨惠之、王维、周昉(曾任宜州长史)、边鸾、孙位等，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颜真卿、薛稷、李邕、张旭、徐浩、李阳冰、柳公权、怀素、杨凝式等，他们都是其中最杰出者。显然，这都是促进宜纸生产大发展的积极因素。

后来，唐帝国在农民起事下覆灭了，从农民队伍里叛变出来的朱温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梁代，好些地方军阀不服从命令，分别建立了五代十国，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但是中原、西蜀和南唐等地区的文化艺术活动，仍有相当好的成就。如:西蜀王氏、孟氏都建立了水平较高的画院，朝中大臣重视文化艺术的人数比较多，这样就把唐末政治动乱中流散各地的画家、文人吸引了过来，形成了一支很有影响的画家、文人队伍。这种客观形势的发展，对已经活跃起来的造纸业生产，自然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尤其是在隋朝已经兴起的雕版印刷业，到了唐朝末期已经遍地开花，活字印刷术也相继发明，墨、笔、砚三者也在当时成为宜州和歙州地区的特产。因此，对制造好纸的要求也就更为迫切了。

根据胡侍《珍珠船》的记载考察，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六五0至六五五年)，宣州曾有一位修生和尚为了抄写《华严经》，奉旨栽培了许多楮树，用以制造宜纸。这只是明代人的记载，再往上推，宋代人周密的《澄怀录》亦称:“唐永徽中，宣州僧欲写《华严经》，先以沉香和楮树，取以造纸。”两相对照，看来绝非虚构。据《唐书》记载，宜纸确在唐时已被列为“贡品”。可见纸的质量必然很高。另据唐人徐坚《初学记》引东晋人范宁(三三九至四0一年)的记载以及《太平御览》引晋人裴渊《广州记》和三国魏人董巴《汉舆服志》等的记载，又有所谓谷纸的。这乃是用谷树皮所造之纸，或称构皮纸。即“取谷(榖)树皮，熟拍堪为纸”。上述楮树的学名是Broussonetia kasinokisiel，谷树的学名是Broussonetia papyrifera。两者都属桑科落叶乔木，形状相似，只是楮花略小，故古人多把二物混而为一，所造之纸多称“楮白”。

然而真正的宣纸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呢?主要原料是用青檀皮配合一部分砂田稻草。所谓“青檀”也是落叶乔木，类似楮而非楮，类似谷(即榖或构)亦非谷，它系榆科，青檀属，是我国特产，只有皖南径县、太平、宣城等十一个县的部分地区生长。直到如今，径县丁桥公社小岭一带尚有多处疏落成片的老青檀林，一般都有二、三百年的树龄，少数竟达五、六百年的树龄，其中有一棵两三人合抱的老檀树，当地人称它为“檀树王”。用青檀树条为主要原料所造之宣纸，具有“纯白、细密、均匀、柔软、经久而不变色”的特色。据《旧唐书》的记载，唐天宝二年(七四三年)，陕郡太守韦坚引灞桥水至望春楼下，汇成广运潭。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为首之船由陕县县尉坐船头，口唱“得宝歌”，百女齐声相和，鼓乐齐鸣，后船各标郡名，依次前进。船上满载本郡着名特产，有锦、镜、铜器、海味者，有名瓷、酒器、茶具者，有珍珠、玳瑁、象牙、沉香者，而宜城郡之船则满载“空青石、纸，笔和黄连”等物。这在数百艘漕船中，算是最特殊的了，由此可见当时宣州之纸受到人们重视的程度。不仅如此，而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更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虽然，宣纸尚需“用法蜡之”，然后方便于“摹写”，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宣纸已经颇为流行，并已成为“好事家”所珍视的文化用品了。《方舆胜览》说，当时的歙(歙县)、绩(绩溪)交界处有地名叫“龙须，的，已生产有所谓“麦光、白滑、冰翼、凝霜”等名目的“佳纸”。其实，当时的池州、宣州等地，也同样都生产“佳纸”而着称于世。《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的宣州地区确有纸、笔之贡。

本来，战国时代的书画家一般是喜欢用绢写字作画的，到了汉代造纸术已经发明了，情况依然是如此，因而传世的唐以前的纸本画犹如凤毛麟角，徽乎其微。但是，到了唐代，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故宫博物馆现在所藏传世唐代着名画家韩混(七二三至七八七年)的设色的《五牛图》、《文苑图》，就是画在这种具有“纯白、细密、均匀”等特点的唐纸上的。也许这正是唐代张彦远所称的“宣纸”。这时，不仅书画已广泛转用宣纸，“今黔、歙中，有人造纸衣服，可大如大门阖许”，甚至室内陈设的屏风和夏日用的扇子，也有用纸做的，上面饰之以书画，甚是美观。其造纸业之盛，可以想见。

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还谈到“生纸”和“熟纸，问题。宋人邵博的《闻见后录》也说到“唐人有熟纸、有生纸”。所谓“生纸，就是直接从纸槽抄出后经烘干而未加处理过的纸，而“熟纸”则是对生纸经过若干加工处理后的纸。实际上也就是所谓是否“用法蜡之”的问题。关于它的制法，便是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等等，用以阻塞纸面纤维间的多余毛细孔。如此一来，在运笔上就可以不致因走墨而晕染，达到预期的书画艺术效果。经过加蜡处理用以写经的“硬黄”纸，乃是其中名贵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