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纸技术发明以前，整个人类却已经过了很久很久没有纸的日子。那时，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是用结绳方法记事的。现在秘鲁个别偏僻的地方还在袭用。西方人称为“魁普斯((quipus)"的，就是古秘鲁人的以各种颜色与形式的绳结记事、记数等的结绳语，也可算得上是个旁证。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后来，经过不断的实践、创造和改进，才出现了类似图画的象形文字，又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逐渐的产生了“会意字”，进而又有了“形声字”。到了殷代武丁朝(公元前一三00余年前)，开始用“甲骨”来记载文字。《尚书·多士篇》的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语，足以证明此时又改用“简牍”作为专门书写纪事的材料。虽然“简牍，最盛行的时期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即公元前八世
纪末到二世纪，但并不排斥它的开始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一八九九年以来，河南安阳县小屯、侯家庄出土有龟骨、牛胛骨，其上墨书或朱书，契刻文字是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典册，一九五三年郑州市出土的两片刻字甲骨，它的年代比上述出土的甲骨可能更早一些。这是现时所发现的最古的文字。而契刻文字的所谓“甲骨”，实际上就是乌龟的背部和腹部的硬壳，以及牛、羊、猪、鹿等兽类的肩胛骨，甚至人的头骨。传世的文物中，还有商代铸刻铭文的青铜器。但由于甲骨得之不易，青铜代价很高，所以它们的范围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于是，人们又在实践中发现和利用了竹片和木片，即所谓“简牍”。这就是《墨子·天志中篇》中所说的“书之竹帛，钱之金石”的事实。这类实物的材料早在西晋太康二年(二八一年)，一位名叫“不准”的，就在汲郡魏襄王墓(或称安厘王冢)，发现竹书数十车，系漆书，科斗文。

一九三0年，额济纳河两岸发现的一万枚木简，最早的年代是太初三年(公元前一0二年)，在教煌发现的木简，最早的年代是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年)。

一九四二年，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发现“增帛”(即帛书).

一九四四年，在敦煌发现“酒泉玉门都尉”等简，是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敦煌建都以前的文献。

一九五一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湖南长沙市北门五里牌发现战国竹简三十七枚。

一九五三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长沙仰天湖发现战国竹简四十二枚。同时，战国楚墓中还出土了龙风人物帛画，是目前存世最古的中国画幅，其线条劲利有力，色彩明丽，显示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物画的艺术水平之高。

据史书记载，战国着名学者惠施①外出旅行时，常用五辆车子装载随带的书籍(所谓“学富五车”，即是指此)，秦始皇每日批阅写着公事的竹木片一百二十斤，汉代名士东方朔②刚到长安时，为了向皇帝献策，曾写了一篇文章给汉武帝，一共用了三千片竹木简。《史记·东方朔传》载东方朔答客问亦有所谓“着于竹帛”的记载。从上述情况看来，西汉时大量使用竹木简牍，而且当时中原、西北、江南等地，简书占重要地位。到了东汉时期，书简已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大量使用缣帛，乃是事实。虽然西汉时已发明了造纸方法，并已开始使用纸，但是最初还不流行。国家图书还是多用“竹木简，和“缣帛”抄写，以期永传后世。甚至到了建光元年(一二一年)，已经是蔡伦提倡用新法造纸的几年后，周磐临死时，还叫他儿子用二尺四寸木简，写《尧典》一篇，以备埋入墓中。西北出土的汉文书的最大部分也是用木简写成的。可见后汉图书和文书，虽有一部分用缣帛，而大部分则是用竹木，很少利用纸。只有那些贫穷无力用缣帛的人，才用“纸”写字。隋人虞世南的《北堂诗钞》引《崔瑗与葛元甫书》的记载:“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其主要原因即在于“贵缣帛”而“贱纸张”。直到六朝中期用纸之风才慢慢地盛行起来。这也是与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紧紧连在一起的，以至一地的发明不能迅速地拓展开来。但是毕竟简牍太重，缣帛太贵，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因而发明了并且逐渐广泛地使用代替“竹木简”和“缣帛”的“纸”—“赫蹏”，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汉官仪》作者应劭的解释，所谓“赫蹏，薄小纸也。”唐人颜师古(五八一至六四五年)注《汉书》时引孟康注说:“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按照上述两家的解释，所谓“赫蹏”，就是一种染有红色的小块薄纸。再据《三辅旧事》以及《汉书·赵皇后传》的记载推断，可以证实在西汉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已经有了纸，元延元年(公元前十二年)已有了“纸素”的“纸”了。当然，这并不排斥“简书”和“帛书”同时并存的事实。

我国古代人民在冬季是靠丝棉御寒的。当时制作丝棉的方法，是把蚕茧煮过以后放到席子上，再浸在水里，用木捧反复地捶打。久之，便在席面上留下一张张轻薄的丝棉片。到了西汉时，或早于这个时候，人们就联想到利用植物纤维制作纸张的方法。这在《三辅旧事》中已作过明确的介绍。又据后汉人应劭的《风俗通》说，光武帝(二五至五七年在位)“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筒、纸经凡二千辆”。这些事情既然都发生在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时，显然早在西汉(公元前一百年前后)已经有“纸”这一事实，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了。一九五七年，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一座西汉墓中，发掘出一批称之为“灞桥纸”，在年代上也不晚于武帝时代。

由于元兴元年(一O五年)，中常侍蔡伦①正担任监造宫廷所用各项器物的职务，他曾向汉和帝奏明“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的情况，因而人们长期把公元一0五年作为蔡伦发明纸的一年，并把蔡伦作为纸的发明者。这个概念一直在人们的认识上占据着统治的地位。但最近半个世纪，这个传统的概念被许多事实推翻了。一九三三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罗布淖尔还曾发掘过一片残纸(约十厘米宽、四厘米长)，它和黄龙元年(公元前四九年)一支木简是同时出土的。虽然它的时代比灞桥纸晚了几十年，然而仍是西汉纸，而且比所谓“蔡伦造纸”的年代早一百五十多年。前几年，在居延汉代遗址中出土的两片纸，从其同处出土的文物考察，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可以证明这两片纸也同样比“蔡伦造纸”早一百五十多年。再从一九四二年秋在居延古烽燧台下发掘出来的一张汉代纸，以及许多题有和帝永元年号的木简来看，也都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因为木简是公元九三年至九八年的遗物，这张纸也与它同龄，经检验所用原料全是植物纤维。在这许多事实面前，如果仍坚持说纸是蔡伦发明的，那就未免贻笑大方了。当然，过去坚持这种看法，似有可以谅解之处，那是因为过去不可能看到近几十年来这些出土的实物，而今天我们却有幸看到了。同时，复杂的
造纸技术也不可能为一个人在某一阶段凭空发明。作为尚方令的蔡伦，无非是由于职务的关系，有机会把许多实践者的心血结晶集中总结而已。然而，这种发明的结果，纸的应用，为传播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蔡伦自有其一份功劳。

蔡伦死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一二一年)，其后约八十年，即东汉献帝时(一八九年起)，又以东莱(山东黄县)左伯①为代表，对以前的造纸技术作了广泛的改良，最终享有“研妙辉光”②之誉。从造纸的发展情况看，在此以前着名纸工的人数一定不少，只是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并轻视人民群众的技术经验。一些能工巧匠所造佳纸虽存，但其名从不见经传，确实令人感到十分遗撼。

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纸的从无到有的简单过程就是如此。尽管它的产生还很原始，却给造纸技术奠定了扎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