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是文房四宝中历史最久、存世量最大的代表。汉代以前称为“研”，汉刘熙《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其实还应补充上“以笔蘸墨汁于竹简书写(汉)文字”。在甘青一带大量出土精美的史前彩陶器上绘的黑色红色的纹饰就是在原始研磨器中蘸上矿物粉末 画出来的。在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零星石研磨器就是原始“砚台”的雏形。据考古发现，战国至秦的书写石砚，大都是扁平圆形石饼，一面磨平作为研面，蘸墨书于竹简之上。真正形成现代砚台雏形的是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长方形石砚，砚边、砚池均已具备，是迄今所发现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石砚。

汉代是我国砚台快速发展的时期，相继出现了玉砚、陶砚、漆砚，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书写文字普及与纸张的使用，加以制瓷技术的提高，青瓷白瓷砚与石砚并驾齐驱出现，石砚雕刻工艺也日益精美，增添了石砚的艺术内涵。到隋唐宋代，制墨技术日精，书画创作盛行，对砚台的要求与制作越来越高。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推出了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还有众多的佳石美砚如红丝石砚、湽州金雀石砚、唐州紫石砚、太湖石砚、高丽石砚、归州绿石砚、松花砚等。

我出生于古徽州屯溪，身为读书人的外祖父收藏了不少石质优良、雕工精致的砚台。老人教我欣赏砚台的方法，一是用手抚摸砚面是否光滑如小孩皮肤；二是掂分量，沉重压手者说明石质紧密坚实；三是观察有无石眼、鱼脑冻、蕉叶白、火捺、眉纹、金星、罗纹等纹理；四是看有无铭文、警句的雕刻，出自名人、学者的尤佳，凡有这几种情况者，就是砚中佳品。当然还要注意石砚包浆，观察是长期自然形成还是人工烟熏、茶叶水煮而成的假包浆。

1962年春，我来西宁定居，发现书道朋友鲜有用砚台磨墨写字者，而且石砚也极少见，外地情况也基本如此，所不同者，外地藏砚赏砚的人颇多，西宁却寥若晨星。我由于儿时的耳濡目染，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陆续收藏了一些石砚，除从老家徽州带来的外，有的得之于西宁市古玩市场，有的是四川辗转流向西宁之物，也有一些是内迁厂矿员工携来西宁的旧物，共约三十方，朝夕相对，乐在其中。

这些砚台中，早的有三国时代砚砖、南北朝青瓷三足砚和唐代箕形砚等，时代较近的有明末清初澄泥瓦砚，歙石抄手砚，以及清代民国时期的紫端瓶砚，绿端瓜田绵绵砚、猪肝色端石平板砚，端石三蝠云头砚，端石随形砚、七星(眼)福禄瓦形砚和罗纹歙砚、金晕歙砚、洮石刘海戏金蟾砚等。其中我最欣赏的有紫端“四海升平”砚，色泽深紫，雕以海水纹，中雕古瓶、蝙蝠、云纹，款曰四海升平；绿端瓜田绵绵砚，分量沉重、石质细腻，石纹呈丝状，在瓜叶覆盖下的瓜棱瓜蔓清晰逼真，古趣盎然。端石以紫色为主，绿端甚为难得，仅少数水坑产之，现已资源枯竭，成为罕品；另有一方紫红猪肝色端石板砚，包浆厚重，石上有片状淡绿斑块，上有豌豆、蚕豆大小石眼，益显珍贵；还有洮砚，一端雕刻刘海骑在三足蟾上，另端雕一麒麟于云头中，一片赭黄石皮呈月亮与云层状，古色斑斓，包浆厚重，增添了历史沧桑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徽歙砚工艺大师胡震龙亲自雕刻铭文赠予我的一块精美绝伦的金星歙砚。胡震龙当时是国务院指定专门雕刻歙砚国礼的工艺大师，他送我的这块小型歙砚不过手掌大小，由他亲自雕刻了济公形象，僧帽袈裟，右手执破芭蕉扇，左手捋袖，表情若蹙若嗔，头上垂以芭蕉叶子。技法精湛，匠心独具，石砚双面皆是满天点点金星，光点灿烂，可爱至极！ 是胡震龙自留小精品作为自娱自赏物件。1992年秋，我回徽州故乡与其相晤，说到我的舅父、徽屯著名文物收藏家程万孚，与胡乃是旧交故人，有此一层世谊关系，更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亲切感，胡大师特意将此金星歙砚取出，并当面雕上“古歙之英，龙尾之精，置君书案，助君诗吟”之句，落款为“其伟先生雅属，壬申年九月，新安镇龙赠”，下边还刻了两枚小印。借助放大镜辨认为石匠二字，铭文抹填石绿，小印涂以朱红。望之书卷气息浓郁，书香味扑面而至。回西宁后，无以回报，精心写了一幅楷书寄给胡震龙先生作为纪念，此后我一直和胡大师保持着书信联系，直到他谢世。这方饱含着徽州人之间深厚情谊的人文文化“金星歙石济公砚”已为我珍藏了22年，它将与其他的端砚、歙砚、洮砚等一起，伴随着我这望九老翁度过缅怀故乡、赏玩珍砚的春秋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