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藏有唐代许敬宗砚，在黄州沙湖民家时得吕道人沉泥砚，苏轼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写信给黄庭坚：“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苏轼有诗纪念亡友石昌言：“非人磨墨墨磨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砚台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记载宋徽宗召米芾写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砚，一写完字，就抱上砚台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让皇帝把砚台赐给他，皇帝答应他，米芾舞蹈以谢，又恐皇上后悔，便急着把砚台抱回，连衣服都染黑了。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

明末吕留良有嗜砚之癖，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黄宗羲曾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砚台是梅朗中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龙尾砚。康熙时林佶、余甸皆嗜砚，余甸题有〈中洞活眼砚铭〉：“莫精于中洞，粹然者其出水之芙蓉，莫良于眸子，然者晓星之当空。”。

明清时士子曾以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其实是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化石，风韵别致，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王渔洋《池北偶谈》载：“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中得石，作多蝠（福）砚。”张延登死后，其砚落入浙抚张勄手中。孔尚任对多蝠砚咏赞不绝：“张家两中丞，得失如轮转；一砚供二贤，前后荷殊眷”。

台湾浊水溪所产之“螺溪石”，经琢磨而成的砚，称“螺溪砚”，由于色泽雅美，发墨佳良，而且严冬不冻，贮水不干，亦为稀世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