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中，我以为古砚最有资格端端正正地稳坐在“不朽”二字上。它的寿命与石头同在。

事实上古砚照样还有理由以自己的沉重骄人，任何一个亲灸过砚台的墨客用不着掂量想必也会认同它的这种感觉。

虽然在普遍的使用意义上砚已经退出了书房，但它同时也走进了历史。世上最值得珍藏的往往就是历史，唯有功利才将价值的刻度定在实用的标尺上。如果说退出书房是一种无奈，那么在片刻的怅然之后，便会感觉到摆脱刑役的冲淡，如名士耆英，归于林下，自有一种超迈高古。而且恰恰就是因为与日用拉开了距离，反而会温温柔柔地得到怀旧的眷顾，人们对没有经过的一切总是伸出审慎的理念来打探，而回首一些旧物则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情感色彩。古砚在实用上失落的同时又将会在实用以外找回自己。

由古砚，而墨盒，再到墨水瓶，显然有着趋于简便轻捷的走向，进步是无疑的，但审美的目光有时则将原始古朴的韵味看得格外亲近。一个墨水瓶放在桌上，那桌上有着办公桌的鲜活，一只墨盒搁在桌上，那桌子就似贡院里的考案，一方古砚摆在桌上，那桌子就流逸出书房线装书的气息。感觉就是不一样，很微妙，时代的痕迹太明显了。后者的恬淡，宁静尘嚣，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又一种慰藉。

《兰亭序》的作者当年见师傅管夫人有《笔阵图》一文，不觉技痒，随后也题了这样几句：

纸者阵也，笔者刀矛也，墨者盔甲也，水砚者城池也……

我一时还弄不懂晋代的那位右军先生何以会有这样的比拟。将军国大计托付给文房中的四件物事，未免言重。他大概果真是那样想的。

面砚如守城池。

文人想在精神上作一回主帅。

这也不仅仅只是魏晋风度。
　　
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上有篆文：帝鸿氏之砚。这事确否谁也不敢妄断，但至少有人认为早在我们华夏人文始祖的案头上就摆过一方御砚，这就足以使得古砚家族引以为骄傲了。

帝鸿氏之砚是砚的始祖，其形制无考，正是这种无法想象无从猜度，古砚又多了一重撩人的神秘。砚的最初出现，显然仅仅只是为了功用。可能是在唐朝以后，砚才开始进入文人的欣赏领域。因为到了唐朝，端砚和歙砚相继出现，其天生高贵的品性使它们必然地走出了仅限于使用的平庸。这两大名砚的一出场就先声夺人，分别都在一阵惊讶声中登上书案。端砚和歙砚作为石砚家族中的骄子，来历不凡，其贵族血统一经流布开去，立即使得天下的文人雅士欢呼雀跃起来。

肇庆的端溪与婺源的芙蓉溪因为偶然的机遇与文人的血脉取得了沟通，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石头一旦醒来，忽然惊讶地发现许多名流显要竞相在它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

如果说南唐李后主在被北俘的途中还携带了一块砚台，是因为词人天性的提醒，胸中有一腔欲将栏杆拍遍的离愁别恨要遥寄给已经灭亡的南国。而稍后的两位大宋名家米芾和苏轼对好砚的占有欲望则超出了使用上的必需。

大宋朝是石砚应该感念甚至感激的时代，砚在宋朝开始出现了生命的辉煌，身价直线攀高。

词人徐似道，他的俸禄在当时大概不低，曾经有余银准备买山，结果却买了端州的古砚，因为买砚的欲望没有止境，那买山的事情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了，这是他捧砚在手的时候免不了所要叹息的。以载鹤之船载书，移买山之钱买砚。一砚可当一山，砚价似乎太重了。

但这样的砚价，在米芾身上却又找到了反证。这一回米芾不是买砚，而是卖砚。他晚年定居润州，看中了友人苏仲恭北固山前的一片宅基地，便忍痛割出一块砚，以砚易地，一砚权当数亩。海岳庵落成了，他也心满意足地自称“海岳外史”。海岳庵砌在一块砚台上，海岳外史的感觉也是整日坐在他的砚台里的。

南北两宋文武对砚台群体性的情感觉悟，使得砚台即使在实用年代，其价值判断也不再仅仅囿于实用了。

宋砚也因此成为砚的一代骄子，其家族一直红光满面至今。
　　　　　
论到砚，我自小也用过。但用砚的未必懂砚，有砚的未必亲砚。有人与砚台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一辈子都在门外，役砚没有成为砚的主人，则成了砚的佣工，与砚总是隔膜着。这是砚的不幸，也是人的遗憾。

我很钦佩古代的一些墨客，品砚的目光中倾注了丰富的情感，因而也领略到了砚的种种美妙。

他们仅从端砚中就看到了青花、冰绞、火捺、鱼脑冻、蕉叶白、胭脂晕等等高贵的石品。这些青花很神秘：微细如尘、隐隐浮出，沃水乃见。如尘翳于明镜，如墨着于湿纸者则可称为绝品。而鱼脑冻则有另一番解释：白如晴云，吹之欲散，松如团絮，触之欲起。能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无上之品。而蕉叶白浑成一片，嫩净如柔肌如凝脂，温而泽，沉而密，隐隐然如见其里。所谓胭脂晕，则是鱼脑冻和蕉叶白之外有紫气围烘，艳如明霞。好砚乍一抚摸，温润如飞燕之肤，玉环之体，入手使人心荡。赵飞燕和杨玉环的玉体局外人没有见过，更无由触摸，那种想象中的美好在端砚中找到了感觉。

当然，砚的最初功用并不是满足于视觉享受与抚摸感觉，就实用的性能而言，上好的端砚确有出众之处。我们都不难知道石质太粗锉墨，过于坚细又拒墨。锉墨者得墨虽快，墨粒粗，墨色无光。拒墨者劳而无功，这也是不能接受的。而老坑水岩的端砚则与墨亲和而生滞性，磨之寂寂无纤响，油油然下墨如生轻烟，墨汁细而稠。在这种砚台上磨墨，那手感诚如用棍棒搅动温釜中黄胶，沉实腻走，有一股滞劲。砚与墨能亲和到这个份上，也着实令人感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果将砚化作一叶轻舟，它是浮着墨汁演进的，甚至是漂流在文人的口水中骄傲地流动的。

一代一代人饱蘸着砚台里的墨汁赞叹砚台。

大唐李贺作《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大唐刘禹锡作《唐秀才赠紫石砚以诗答之》。

大唐皮日休作《以紫石砚寄鲁望兼酬见赠》。

大唐陆龟蒙作《袭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送之》……到了两宋，仅以诗词礼赞似乎不过瘾了。关于砚的更为深广的著述纷纷问世。欧阳修著《砚谱》高似孙著《砚笺》唐洵著《砚录》米芾著《砚史》蔡襄著《砚记》……
　　
历代文人对砚的挚爱，我相信是绝对真诚的。动听的辞章可以由溢美与浮夸去架设，而拜倒在砚前的近似痴迷的行为举动则完全是由镂刻在骨头上的爱意所阐述的。

随园老人袁枚在他的《汪心农嗜砚斋记》一文中，则讲述了一个名叫汪心农的人惜砚几近糜费的故事：心农嗜古，嗜砚尤甚。近得一端溪砚石，腻理而紫颜，长五寸许，砚面有八哥清鸣。主人爱得深，护得周密，竟在住宅的附近葺小园，园中构幽室让其安居，取名“试砚斋”。园中有桂有松，喜其荫可借润；并种芭蕉数挺，摘叶可作字。阶下遍植茸茸书带草。斋中的砚案后置古籍、尊、法书、名画，取其以古为徒以类相从的和谐。

一斋之中，以砚为主，供役的毛颖（笔），进饮的墨翟（墨），陪侍的楮先生（纸），都极尽精良。

一方砚台被安慰得实在是太妥贴不过了。

试砚斋供养的是文化人对砚的痴情。　　　　　

砚是文人心中的图腾。

范公某人，大暑在馆中与诸学士清谈，忽闻案上砚台叮当作声。众人惊骇，唯独那范公心中窃喜。半月后果然有朱衣银鱼之赐。

我怀疑这件事的真实，纵然有巧合的可能存在，但是过于欣喜于这样的发现，其拜砚的内心祈求便过于物质。

许多高洁的文人将砚视作心中的图腾是超然物外的，或者说更在乎精神层面上的受用。这一点，在情趣上与文人浪漫的意象更能对应，也更富意味。

譬如墨猴，略小于拳，平时蜷憩于笔筒中，听得主人拈笔，便跳出来抱墨研磨，侍候到主人搁笔，便舔尽剩墨再回到笔筒中蜷憩。单说书案有那么一只略小于拳的墨猴就非常有趣了，其抱墨奋研的憨态，以及舔墨的专注，倍添几分生趣。纵然是枯寂的书斋，有一帘阳光，有墨猴于砚边，独对寒窗的苦境中无疑会暗生出许多安慰的。

譬如蓝田鸽。蓝田悟真寺有高僧写涅磐经，群鸽自空中衔水添砚，水竭毕至。……经文，恭楷，须眉如雪，大红袈裟，群鸽竟相往砚中注水，极其慈祥地绘就了一幅佛门清修图。那砚自也是图中的圣物。

砚台走进了浪漫的意境，生发出圣洁神秘的魅力。

砚田无荒年。

华夏民族辛勤笔耕，在砚田播撒文字，种植文化，培育文明，收获了三坟五典四库全书唐诗宋词二十四史……文章照千古，其中有砚的一份辉光。

正所谓“或薄或厚，乃圆乃方，方如地体，圆如天常，点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无疆，浸渍甘液，吸受流芳”。

古砚是东方文明历史宝库中的一件镇物，更是传统文人精神旅途中采摘思想蓝光的无数燧石。

小隐隐于乡野，大隐隐于都市。这种说法固然很有见地，其实古代无论小隐大隐几乎都是隐于砚田的。文人若想不受尘俗的诸多困扰，最方便的划地为牢就是固守一方砚台。林下文士的灵魂游荡，会被梅妻鹤子捕获，会在东篱黄菊前伫足，而真正能够托迹的家园还是自己用旧了的一方老砚。一缕文命所系，最为安详闲适的归宿，大概就是枯坐砚中，放逐神思于千里之外捕捉灵感，收获发现，以完成思想的生命价值。

我常常为古人不可思议的“壮举”而感到惊讶——

贮在屋檐的几大缸水，那大概是为了备防火灾的，竟被一个文人在砚台中用毛笔一道道舔干了。

屋外萋萋荒草中有一座坟，坟中没有枯骨，却是一座冢，埋葬着褪了毛的秃笔，一坟所窖，不知几箩几筐，全是废笔。

园中的万竿芭蕉，如蚕啮咬，竟渐渐地成了光棍，成了一园没有叶子的蕉杆。就因为阔大的芭蕉叶可以用来写字。

这是文人残留下来的风景：屋檐下一溜空缸，屋外一座笔坟，园中一片无叶的蕉杆。

如果说旧式文人也有豪阔，这就是消耗生命的奢侈。心血一点一滴地耗散，终于干涸成空缸；岁月与才情不断地积累收藏，竟储存为一座笔冢；青春的色调凋零，渐成枯瘦的鹄立。

这是文化旅途中精神的涅磐。这是东方文人的坚毅所燃烧出的辉煌。

而正是无数古砚承载了这种辉煌。

砚田里能够收获智慧的庄稼，也会丛生出精神的杂草。真正爱砚的人，首先应该表现为对砚的理解与尊重，真正会得用砚的人，同时更懂得养砚。天真自然是砚的园浑，质朴纯厚是砚的方正。能持否？既问砚，更得问人。

质本洁来还洁去，保持一身正气终生干净才是砚的万幸。

即便不能匡扶国事吁救时艰，那就经营学问，或游艺于翰墨风雅，即便是如古人所说的“佣工记名姓、小儒笺虫鱼”，如果砚有灵性也会十分感戴的。

到了晚清，监察御史陈曾寿同样用这方砚台起草奏章，弹劾袁世凯，只是文未写定，皇上已经退位。一块砚台有如此殊遇，也可算得荣耀了。但它的主人后来去了“满洲国”，不知它有没有被玷污。

由此，我理解了米芾一次古怪的举动。那一次他得到一方好砚，简直是乐不可支，这时有同样痴砚的友人提出想一睹风采。米先生不置可否。那友人很狡狯，便笑说老米的收藏有真有假，这一回准又上当，说话间便去洗手，如象就这么说定了要替老米鉴定。米芾见他十分郑重地将手洗干净了，无话可说，也就揣了砚下楼。那人看了看说，砚好象是好砚，只不知下不下墨。米芾立即就去取水，完全是喜滋滋的，有必胜的高兴。谁知水刚端来，那朋友已急不可待地吐了吐沫在砚中研磨起来，米芾脸色一变，就再不要那砚了。他或许想到了另外一种沾污，那是洗涮不净的附着在砚上的永远的耻辱。

砚在红尘，沧桑辗转，饱阅了人世，有度不完的劫波，也享尽了风流。

有人临终留下遗言，将他毕生收藏的砚台砌进墓圹。他要静卧在砚田里，他要长眠在砚的城垣里，这想法充满了浪漫，这遗愿有一种宏大的气魄。这与帝王陵的车马坑、殉葬的武士俑有着本质上的一致。如果他的遗嘱成为真实，那么东方的厚土下就该有一座砚坟，倘若那一天获得发掘，该是何等惊世骇俗！一个文人生命的句号，概括得过于冰冷，在他认为或许是让灵魂进入了香巢，自己最后一声叹气是伴随着翰墨永远盘旋在书斋里的。

相比之下，另一个人的另一句遗言，应该是轻松得多了。他要求他的子孙在他死后，将他最为珍爱的一块砚台带进棺材，而且在砚台上用铭文形式深刻下这样的告诫：如果日后有人掘墓，盗走了这块砚台，当视为知己者，同好也，毋得告官，切勿追究。何等的豁达洒脱，这是痴砚者又一种表现风格。度己及人，临终前还要最后一次在砚田里施惠种德。

但用砚的时代毕竟已经离去。

东方人类的文化史，自浑沌初开就有了砚的介入。甚至介入为一座基石。

紧随着人文初祖的帝鸿砚之后，汉有石渠，晋有辟雍，唐有六螭，宋有抄手，明有伏犀，清有洞天一品，浩浩荡荡，走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路壮观。石砚、瓦砚、陶砚、瓷砚、漆砚、玉砚、铁砚、木砚，纷至沓来，在书房中站出五色灿然；端溪、歙溪、洮河、汾水，汇聚成翰墨模溢。砚工南唐李少微，宋之吕道人，康熙扬州卢葵生与吴县顾二娘……将砚台共同推举到艺术领域，从而脱离凡庸，不再囿于实用的藩篱。顾二娘当年用红绣鞋的脚尖略一踢石，质地优劣立判，所引起的惊讶不能不使人们对砚石多看两眼，一迭声的叫好唤醒了砚石，焕发了砚石艺术生命的活力。黑暗的砚坑中蠕动的身影，裸体匍匐曲行的姿式，瓦罐传水，仰卧凿石，一锤一凿一盏膏灯……这幅采砚图几乎没有留下匠役的姓名，其实他们最有资格载入砚谱。有良工仅凭岩壁一道白脉，便知数里外有佳石，那是完全有理由与顾二娘并传的。至于砚农、砚圃、砚斋主人、十砚先生等书斋寒士的儒风道骨，以及李后主、宋徽宗、乾隆帝的浩荡天恩，曾经联手赋予砚以迷人的生命光泽。

面砚如晤古人。有寿斑点点，可见岁高德邵者的静穆。而黝然沉寂，则是青灯下手捧黄卷的瘦影。凹陷的砚膛里曾经流传过什么样的文字？说不定其文字就在我们拜读的书本里。

一方老砚就是一幅穷经皓首的老人。

有一脉相传的文化在涌动，古砚就是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