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木之有瘿，石之有鸲鹆眼，皆病也。然二物者，卒以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天随生而言，木病而怪，不怪不能传其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
我想，这篇文章写出来是否有些怪，或曰病障或曰痛，痛则在心里。在对澄泥古砚抢救保护过程中，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我爱它，乡土的“朴与俗”，体现着一种素洁的美，追寻着生活化的艺术。它扎根于民间，片土炎炎，养育着一代代华夏儿女文化之源，澄泥砚是伟大的，这就更加奠定了我对它的追求，一直至绛州澄泥古砚考。
对于澄泥砚的研究每向前跨出一步都是艰难的，这不是纸上论道，而是要静下心来不为外物所扰，一则认真研究，二则静心修书。有些事需要专人去做的，一个公众人物或对后世有影响的人物，时人和后人对他们的眼光是相对的，这种眼光不仅着眼于他们的成就，而且包括其琐碎的生活细节。
宋代李之彦《砚谱》曾记载：“黄河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今人罕用。”此后澄泥砚直至明清。清人高凤翰的《砚史》、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砚谱》、谢慎修的《谢氏砚考》，特别是清内府编绘的《西清砚谱》中都大量收录有澄泥砚，足见历代古人对它的厚爱。
澄泥砚始于汉，盛于唐宋，产地莫衷一是，有河南虢州说，山西绛州说，山东青州说，但都没离江河太远。
因我在山西省侯马工作至今，对绛州古澄泥砚研究整理偏重一些，删繁就简，待误。
民国十七年修订的《新绛县志》中记载“按绛州出澄泥砚，《山西通志》及《绛州旧志》均记载之，可知澄泥砚确为绛州所出，唯在今日，无制之者，盖其法早已传矣。”
台湾魏美月观点，《澄泥砚》专著载“澄泥砚另有制法，其地道制法因系秘方，到宋代已失传大半，至于以后制法类似陶砚制法，原非唐法矣。”
“唐法已失法”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在扎实的实践收藏中才能见证唯一真理，所以我提出反对。
宋代科技发展是个高峰领域，势必影响到手工制作上的精益求精，而且对元文化的发展直到了铺垫的作用。从我个人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古澄泥砚实物观察来看，澄泥古砚生产技艺是不断在追求中发展，工艺愈趋于进步，及至明清依然生产澄泥砚。
从地域上来研究，明清时期在今侯马市境内曲沃县就设了汾隰、虒祁（亭）、新田三个乡和侯马镇。洪武八年（1735年）在侯马设立了侯马驿和侯马递运所，侯马急运铺。镇南的通济桥、镇北的汾河湾构成侯马“南来北往商夏地，千夫百货旱码头”的商业之地，是临汾盆地及运城盆地交通的必经要道，延续至清，是秦、晋、豫经济大三角，来往朝臣要在此换车侯马得名。唐时称驿道即绛汾大道，长7.5公里，宽4米，后撤金台驿，改称侯马驿。
绛州春秋时属晋，控带关河，翼属汾晋，久为三晋名城。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设州，北周武帝2年（560年）称绛州，设绛州总管府，辖绛潞、盖、建、泽、韩、晋、吕浍、泰、沁、蒲、虞、邵15州。
唐代武德元年设置绛州总管府，管辖15州，绛州成为六大雄城之一。
山西省新绛县古称绛州，地处山西省南部运城市（古河东）北端，汾河与黄河汇合处，境内汾水纵贯，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富庶。这里古为交通要冲，是古代沟通秦、晋、陇、冀、豫诸地的交通要道，一直是著名的水旱码头。春秋时期的秦晋“泛舟之役”，就发生在此地。在以木船、骡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这条天然古道不仅为绛州工商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优越条件。而且也为促进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远在唐代铸钱业中就有天下铸炉九十九，绛州占有三十的说法，古有“七十二行城”之说。州治的形成，除具备优越的地理环境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产生聚合力，是其重要因素，这也是澄泥砚在唐代雄盛原因之一。
唐代澄泥造型古朴，体积硕大，我收藏一方辟雍砚，直径 ，高 ，清人称之为“文海”，见证区别箕型的唯一例证。
虢州澄泥砚，产于西周虢国属地，今河南三门峡市，据《陕州志》记载：“虢州澄泥砚，唐宋皆贡，泽若美玉，击若钟磬，坚而不燥，抚之如童肤，贮量不耗，积墨不腐“。清乾隆皇帝赞其“抚如石，呵生津”，视为国宝，1914年曾参展于国际巴拿马博览会，倍受赞誉。
虢州范围据上海辞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辞海》解释：“虢州，隋朝开皇三年置，唐贞观中移冶弘农，辖境相当于现今河南西部，灵宝市栾川以西，伏牛山以北地。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废入陕州，产澄泥，唐时以为第一。古代虢州所辖区域正是今天三门峡市辖区。虢—绛州可通过山西侯马—夏县（途经中条山脉）—平陆县茅津渡即至三门峡。这是一条旱路。水路则通过侯马浍河—绛州汾河湾—黄河—三门峡。
靠近侯马还有古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绛州经侯马过翼城县至沁水县即达泽州。
泽州地处太行山南端，是山西通向中原的重要门户，史称“河东屏翰”、“翼南雄镇”。隋开皇三年改建州为泽州，时境内为丹川县。唐武德三年（620年）晋城县，后数易其名，或称晋城或丹川。全县境内河流纵横，重要河流为沁河和丹河两大流域，与侯马浍河一并流入汾河，至绛州入黄河达虢州，我想这是一条澄泥产地关联说的水路。
宋代泽州澄泥砚名声鹊起，独领风骚。以刘义叟和吕道人为代表制作的泽州澄泥砚，当时享有很高声誉，创造了我国砚文化的辉煌。从史书上记载可以看出，两人制作的砚台都有“坚至如石、玉色金声、手能生晕、墨发如歙”的特点。世人统称为“泽州澄泥砚“。吕道人制作砚台的别色入泥，其首有“吕”。由于刘义叟为朝中要员，所制存世极少。欧阳文公云“刘义叟如唐法造澄泥砚，绝佳，余得其二，一赠原父，一置中书阁。”其中在《砚笺》《砚小史》等古代砚书中都提及刘义叟制砚。
“虢绛泽”之说从地域已讲作概述，我个人认为唐宋应以虢为第一，明清则应以绛为先。
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在《四先生功令文序》中透露出这样的思想：玩赏器物可以练就一双透过器物看朝代盛衰，人心静躁的眼睛。我们见到内外完好的器物，一定是民生闲暇时代的精品，其余则掺杂着酸甜苦辣杂陈的五味瓶，透视着遭逢战乱 坎坷的曲折和悲壮史。
澄泥砚发展到清中期，绛州澄泥砚的制作几乎没有成功的佳作。乾隆皇帝在1775年曾命绛州知府在汾河湾取泥，打包运送到京城，命造办处找苏杭工匠烧制，制作绛州澄泥砚历时10年之久。至今故宫库房内还保存完整的汾河之泥，之后民间不断有很小规模的制作，但均无精品，令乾隆皇帝不得释然开怀。
元代“平阳府”用砚我收藏研究，及至证明澄泥砚在当地是极为实用的办公之物，并无造作华美取端歙哗众之宠。
绛州澄泥砚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盛誉，但遗憾的是历史文献并没有留下一个具体绛州人的姓名，没有一个完整的传承谱系，只有“绛人善制澄泥砚”等群体传承的记载。
“离尘垢，伴文人腹中书满园上龙门”我们试图通过古砚寻求与古代圣贤建立跨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是将哲学的智慧和美学的智慧相互沟通，它需要广博精深的学养，深厚的人生阅历与生命的体验，超脱现实功利的诗意情怀，去揣味古圣贤哲那颗孤独的心，这种体悟是深彻的。
“丰泽园”是康熙皇帝开垦的一片御瓜圃，间暇农耕稼穑之地。乾隆在《御制丰泽园记》中深深悟出了康熙良苦用心。这也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对澄泥满意答复的历史原因，应是缺乏民间乡土气息，民俗风貌不足之所在。
“西苑（即中海、南海、北海统称），皆元明旧址，惟康熙年间新建之所……园内殿宇制定惟朴，不尚华丽，闻之老监云：皇祖几余暇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梠，……瀛台之建于明，飞阁丹楼，辉煌金碧，较之北园固为美观，而极土木之功，无益于国计民生，识者鄙之……。”
应当讲人的历史是无法还原的，任何一件古砚雕刻都无法还原主人的历史风貌，只能是最大限度地靠近或揣味而已。不断阐释澄泥古砚的忧思，还原一种历史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强调其历史的连续性。绛州澄泥砚在历史特定区域内连接“虢、绛”之说起到了进步作用。至于优劣无从考据。而揭示澄泥砚朴与质的美，弘扬民族文化的根，这才是我个人对澄泥砚研究的思想所在，而非拜物情结。澄泥古砚应当做为一种普世生存的精神和人生价值的理念，继续渗入到国人的日常细胞和脊髓中去，而不应成为淡漠世器的文化掩体。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轻寒不耐梦初醒，四十年间一碗菜。”之所以这样定文章的基调，也是发自肺腑之声。由二十年前的懵懂青年进而步入人生的中年，其间由收藏抢救保护澄泥古砚到学术上的专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尺泽虽小，但它是我心灵里流出的颤音，艺无止境，却充满了希望，这就是我对澄泥古砚不懈的追求——心中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