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以石质为主。砚，与研通。故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即有了岩画艺术，而岩画艺术有凿刻也有绘画，绘画的颜色是石质，大多学者认为是赤铁矿，也有的认为是银朱。石质颜色当然要用研磨工具(见陈兆复《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P20。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原始岩画时代，便有了用于研磨颜料的研具，这便是砚的雏形。由研而砚的历史发展，足见中国砚文化的悠久与古老。研可读二声，作动词用，也可读四声，作名词用，即通砚。《后汉书·班超传》上已有“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语，可见在汉代，研与砚已通用。研又指细细地磨，所以，研作动词用，又指研究。

当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上也有绘画纹饰图案，同样利用了红色、黑色颜料(参见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也就是说，早在七千年前左右，我们的祖先在毛笔和研器的制作与使用上，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后世文房四宝的二宝“笔”和“砚”，至少在四千年前已被先民所认识和利用。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笔砚的文化相伴着文明史的演进而发展。看起来，砚只是古代的一种文房清玩器具，但细思之，砚文化的历史就是雅文化的历史。

砚，作为一种文人必需品，是古代生活的日用品，其功能颇类于现代生活的打字机、电脑。自秦汉以后纸墨出现，这四宝便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汉唐以后的士族与文人，更是把使用、赏玩、收藏砚石推上了一个文玩的高度。比如宋代的大书画家米芾对于砚的迷恋非同寻常，其传世名作《研山铭》就体现了这一点。

作为文人日用的砚，既然被广大文人墨客所重视，那么，砚文化的形成也就势所必然。在砚的使用上、欣赏上、收藏上、制作上莫不日益讲究，蔚成一股文雅的文化。

在材质上，逐步扩展丰富，除了端歙泥洮四大名砚外，还有许多品种出现。在形制上也从原始社会时的石臼研磨器的粗陋日益向优美精致发展。而其纹饰与雕工的文化内涵也随之异彩纷呈和深厚化。小小一方砚池，包涵了文雅文化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寄托了文人的情趣和理想，令人越数百年、近千年而遐想联翩。这也是藏砚界之所以珍重名人款铭砚的原因。比如，清代大文人纪晓岚铭砚文为：“流水周圆，中抱石田，笔耕不辍，其中有丰年。”既有对砚的形容，又有对个人生活的描述与祝愿，其中的丰赡的人文情思十分引人入胜。又有现代大画家齐白石那首名诗：“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把自己比作砚田上耕地的老牛，一天到晚地在劳作，形象生动，令人爱怜。可见，文人墨客在砚台上倾注了各种人生感慨与情怀，耐人寻味。

古人咏砚的诗句，丰富而饶趣味；古人铭砚的辞句，透露不少文史知识；古人为砚作的砚谱，收入了各代佳制，所有这些，都成为砚文化的珍宝，给后人以把玩观赏研究的余地。

其实，砚从制作到铭刻，兼融了砚工匠人和文人墨客的情思才智，从选材造型，到刻制纹饰砚铭，乃至在书房里的被使用，一方砚石积淀了太久的历史风尘与文化气息。无论是被皇帝使用的宫廷用砚，还是文人名士珍玩过的名家用砚，背后的历史、故事总是令人神往。所以说，一方小小的砚石，就是一个个历史文化的小切片，折射着、透露着一段段文化的雅韵。

砚的收藏，日渐为世注目。有关的出版物、学术书籍也逐渐多起来。我们应该承认，砚文化的社会历史空间已悄然转换，砚文化已离我们渐行渐远，就如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珍视这门古老而极为文雅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它，不使它断绝。因为，砚，作为日用文具已迅速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记录和传媒工具早已取代了这一古代文房的实用价值。但是，砚文化带给人们身心的享受与乐趣，砚石在文化生活中对身心的安恬功用，是不可替代的，它不仅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仍然可以令人心静如止水、在墨香四溢中清静人的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