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书写形式和用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极少数书画家及水墨爱好者外，砚台已经脱离实用的范畴，完全变为案头的观赏品和收藏品。

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砖砚……各种材质式样的砚台充斥市场，但就砚台市场的整体表现而言，尤以文人砚与宫廷砚领衔古砚市场。在砚台收藏界中，有句老话叫“砚贵有铭，身价倍增”，就是说，铭文是能够抬高砚台身价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很多著名文人，都在自己使用过，或赠送给朋友的砚台上刻写铭文，有些流传至今，除其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史研究价值。

随着砚台市场的日渐繁荣，砚文化、砚学也在兴起。一批砚文化的先行者已纷纷推出砚学专著，一批有识之士也建议宣传推广砚文化。嘉兴市收藏家协会会长俞星伟陆陆续续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收藏了大约200方的铭文砚，并准备从中选取99方为其出书。

古砚行情，一路走高

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中的重器，从古至今，究竟出产了多少砚台，那肯定是浩如烟海，无从考据了。不过从明代以来，收砚藏砚，一直是文人雅士的一大嗜好。俞星伟说，单就嘉兴来说，项元汴、吕留良、朱彝尊、张廷济等人都曾收藏过砚台，有的收录在后人所著的砚谱之中，有的流散于民间而不为人知，也有的因为刻有铭文而屡次现身。

与印章等物一样，古人也喜欢为砚台作谱。朱彝尊就写过《说砚》，嘉兴人曹清写过《砚录》、《端溪砚坑考》，计楠写过《石隐砚谈》、《墨余赘稿》，吕留良写过《天盖楼砚述》，邹安写过《广仓砚录》。李日华的堂号“六砚斋”，蒲华的堂号“九琴十砚斋”等等，可见古人对砚台之喜爱。

俞星伟说，砚台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在近些年的收藏市场中一直是一个冷门，关注度不高。七八年前，有人拿着一方朱彝尊曾经用过的端砚来找他，最终仅花了4000元就将其买下。而且卖方也清楚这方砚台的来历，可见那时砚台市场的低迷。

不过与内地相反，古砚在香港一直倍受青睐。早在1994年的香港拍卖市场，砚台价格最高的时候就可达到一二十万元人民币。到2004年前后，最贵的砚台价格已经突破百万了。2004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清康熙松花石雕夔龙纹砚”就以140.64万港币成交。

内地的砚台市场，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2007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江南第一拍西泠印社首设名砚拍卖专场，砚石市场才受到收藏界的关注而风生水起。一方制于清末、名为“和轩氏紫云”的端砚，2009年在西泠印社砚台专场，拍出了548万元的高价。2010年，百万名砚更是屡屡成交：曾经被沈石友收藏过的清末“石破天惊砚”拍出235万元，清乾隆年间的“仿宋欹器砚”拍出156万元，曾由李鸿章收藏过的“梅桩砚”拍出190万元，在北京保利2010春拍，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保持着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清乾隆御制澄泥伏虎砚整器作卧虎之形，雕饰十分精美，应为乾隆书房中蒙皇帝手泽的珍品。

到了近两三年，古砚行情更是一路走高。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上，一方清乾隆年间制“澄泥仿汉御题诗砚”也以506万元高价拍出；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清康熙御制松花石凤池砚”的成交价也达到了230万元。

铭文砚，文人砚

面对种类纷繁复杂，价格潮起潮落的古砚市场，俞星伟只玩其中一种，那就是铭文砚。“这也是最难的一种，既然准备好好做，就给自己提高点要求。”俞星伟说，他准备从这些年得到的200多方砚台中选取99方，做成三本书，每本放33方。目前第一本书的33方砚台基本选好，也拓好了拓片，其中不乏嘉兴本地的名砚。比如吕留良团砚、蒋之翘覆手砚、朱彝尊淌池砚、平湖孙三锡所刻经幢石残碑砚等等。

何为铭文砚？俞星伟说，从历史上的砚铭来看，砚铭是一种刻在砚台上的文字及图案，属于一种自由文体，长短各异，诗文皆可，其书体不拘一格，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又富于抒发情志的文体。砚铭始于秦汉，精于唐宋，盛于明清。历史上铭文砚的砚铭，内容宽泛，格式多样。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题名铭，二是记事铭，三是言志铭，四是祝寿、贺喜铭，五是颂砚铭。因砚铭没有固定的文体和篇幅限制，所以便于文人即时即兴抒发心中的感触。

文人砚，发于宋，兴于明清。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在朝野内外有了很大提升。他们不仅在庙堂之上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决策，更在民间将其高雅志趣融入文化、艺术之中。作为这些文人的案上之砚，自然也独具文人之品格，追求之境界，使其具有“得之象外”的人文精神。达官显贵及文豪、书画家等，纷纷藏砚和著书立说，苏轼、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元明两代，民间以砚台收藏著称的大家如项子京、董其昌等人所藏不可胜数。清代，藏砚之风普天皆兴。纪昀、刘墉等显赫要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纪晓岚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到了民国时期，民间收藏大家也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出《沈氏砚林》等等。文人的参与，最终使砚台集观赏、研究、收藏于一身。

正是古人对砚台这种独特的情怀，以至于历史上记载了很多与砚台有关的趣闻轶事，比如俞星伟收藏的吕留良团砚。这方砚台制作于康熙四年，是吕氏自己制作用来送给好友高旦中的，上面有吕留良亲手所刻的百字铭文，记录了这方砚台的得名由来，以及他与高旦中之间的对话。这方团砚原本是江苏收藏家潘博山珍藏，后来辗转流到海派著名画家吴之深手里。去年，俞星伟在参加西泠春拍时，看到了这方砚台，最终以近30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方砚台乃后人伪造，理由是，在上海博物馆馆藏着一件铭文一模一样的团砚，那方砚台购自吕留良的后人吕万。

“古人砚铭互有抄袭，但这方砚台形制特殊，不会同时存在两方，必然是一真一假，或者两者都是假的。”俞星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自己所得一方为真的可能性更大。“一是这方砚台原是潘博山旧藏，肯定到清代了。二是所配原装木盒，从包浆、制作手法、风华程度来看，也够得上清初。而吕万生活在清末民初。”

俞星伟还藏着一方独特的砚台，它几年前从法国回到北京，最终回到了嘉兴。这方砚台，从背面看，是一块残碑，而正面，则被挖空，镶嵌了一方更小的端砚。从周边的铭文上可知，砚台的最初所有者是清中晚期的湖州人陈经，他在湖州天宁寺中得到了一块唐朝经幢石残碑。于是他将残碑分成数块，制作了几方独具匠心的砚台，其中一方送给了嘉兴收藏家张廷济。而砚台的刻制者，是平湖人孙三锡。从这一方小小的砚台中，看到了古人的审美情趣、朋友关系，以及创造力。

“四大名砚”，端砚居首

根据制砚原料的不同，汉代以来，砚台就有石砚、玉砚、陶砚、瓷砚、瓦砚、澄泥砚和铜、铁、银等金属砚的不同叫法。但是从实用的角度，一般只有瓦砚和石砚两大类。瓦砚按照制作的不同，分澄泥砚和砖瓦砚两种；石砚按照产地，又分为端砚、歙砚、乌金砚、灵岩石砚、开化石砚、大沽石砚、沉州石砚、溪石砚、洮石砚、紫金石砚等十多个品种。

俞星伟说，中国“四大名砚”，即唐代时产于广东端溪的端砚，晚唐时产自安徽歙县的歙砚，东晋时产自山西绛县和江苏宝山的澄泥砚，宋代时产于甘肃临洮的洮河砚，其中以端砚为诸砚之首。

端砚常见的有鱼脑冻、荡青花、蕉叶白、天青、翡翠、金星点等。其制作过程十分辛苦，从探察、雕刻到装盒，工序多而细。早在1992年，曾被张大千收藏过的一件端砚，以38.5万港币的价格成交；2004年北京翰海春拍中，一件清康熙“绿端石夔龙纹砚”，以176万元的价格成交。

歙砚产于江西婺源与安徽歙县交界的龙尾山一带，大都有天然生成的纹理，如金星、眉子、细罗纹、水浪纹等。歙砚受徽州砖雕和木雕的影响，雕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造型古朴大方。故前人爱歙尤过爱端。

因唐以前歙砚、端砚还没有出现，泥砚就成为古人的唯一研墨器，其中山西绛县和江苏宝山烧制的澄泥砚十分有名。澄泥砚为泥所制，工艺复杂，坚硬如铁，研磨中可与石砚相媲美。澄泥砚色泽分“鳝鱼黄第一、玫瑰紫第二、绿豆沙第三”等类，古今评论不一。

洮河砚产于甘肃临潭县临洮的黄河支流洮河的河床上，砚石呈墨绿色，经过研磨后，可看到黄膘水纹，如浪似云，具有发墨快、耐用、蓄水持久、色浓保湿、利笔等优点。

古砚的保存也很有讲究。首先要避光，砚如果置于窗前案头，应避免阳光直射，否则砚质会出现干燥的迹象，日晒过久砚匣也容易干裂。玩赏砚台时桌上最好先铺一层柔软的物品，不要接触金属和玻璃等器物，更不可以将砚重叠放置，以防碰伤。

在对砚台涂蜡时，宜涂于砚四周，底部要薄而适中，最忌将蜡涂在砚堂磨墨的部分。不要往砚上抹植物油，植物油属慢干性油脂，会使砚有怪味甚至产生霉变。

砚匣保养时，应经常打蜡以保持砚匣光泽，防止潮气侵入。如果遇到砚匣收缩，砚身放不下的情况，可用砂纸打磨砚匣的内侧，让它增宽易放。古砚匣如有破烂或损坏，可采用匣外再配匣的方法对古砚匣进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