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号名共刻一处。

因为“石师道人”是王原祁的号，既有号，何必再名，因为“石师道人”即王原祁，让人费解的是中间还隔着三字隶书“百砚斋”，如果是友人送王原祁砚前，此砚底上即铭有“百砚斋”三字，还好理解，如果是友人赠砚时一并刻上这十二字，真让人匪夷所思。

旧时文人相互称谓，即便是好友之间，也没有直呼其名的。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又号石师道人。如果此砚真系友人所赠 ，应该称“石师道人珍赏”或“茂京仁兄雅玩、清玩”之类，断乎没有直呼其名的。

例如清代康熙年间人李鲜画《芭蕉竹石图》上，有其同乡好友郑板桥的题诗，末一句写的是：“为复堂先生题画”，虽是同乡好友，亦未直书“李鲜”的。

清道光时人赵之谦画《古柏图》，上端款题“甘伯七兄同年属画，弟之谦”，“甘伯”即胡澍，是赵之谦同研金石文字的知交，用今天话说，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了，可在称呼上也未失了礼数。

二是书体问题。

康长素先生在《广艺舟双楫》中谈到清代书法时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清代自阮元《北碑南帖论》鼓吹碑书之后，又经包世臣《艺舟双楫》推波肋澜，咸、同之际北碑方始大行，而康、雍之时，不论屋场之内还是馆阁之中，推重的皆是帖学一脉。王原祁做过户部侍郎，岂有不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况且，王原祁长期供职宫廷，担任过《万寿盛典图》总裁，《佩文斋书画》的纂辑官，所交皆非泛泛之辈，故不论自署还是友赠大抵都应不离“结字因时而宜”。

细看砚铭，“石师道人”和“王原祁清玩”九字，还令人疑窦丛生的是，这些字好像是从现时美术字“新魏书”中出来一样，如“道”“人”的末一笔，尤其可疑。

所以这方“王原祁红丝砚”的藏者当慎重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