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砚，有一方着名的“唐砚”不能不提。据说唐代名臣褚遂良获太宗赏赐一方砚台，遂刻上“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璜”的铭文，以砚喻德。而且此砚铭成为历代论述砚铭的必引经典。

其实，这方砚最早见于清乾隆皇帝御编的《西清砚谱》。乾隆皇帝在此砚谱里开了不止一个玩笑。观此砚谱，谬误百出，特别是“乱代”现象严重。别的砚姑且不提，仅就此砚来说，没有在乾隆《西清砚谱》以前其他典籍中看到此款褚遂良的砚铭，特别是唐代典籍没有记载。唐代或后代的古字画中没有这个砚式，考古发掘中未发现唐墓出土此类砚式。翻遍唐代典籍，唐代的各类文体中也没有“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璜”这类砚铭铭文文体。唐时品砚之风已兴，唐诗中有多首赞砚之美，然而砚上如“褚砚”的赞铭，至今没有其他第二个。所有这些告诉我们这方“褚遂良”款砚不是唐代的。初看此砚是宋石渠式砚，一是宋代典籍开始介绍此类形制的砚，二是截至到目前，宋以前的墓没有出土过此类形制的砚。但此类砚有确切铭文可考的仅见于明代。

唐代以前砚上刊铭者极为罕见，仅见之铭多为纪年款或题名款，铭款书法粗劣。唐代文人品砚之风已兴，唐诗多首赞砚之美，然砚上赞铭鲜见。今称文人砚铭者，兴于宋，盛于明清。宋苏轼、米芾等已有砚铭刊于砚上，开风气之先。然此风尚未普及，故存世宋砚带铭者稀有。现所见宋砚铭者多为伪制。明清时，赏砚藏砚之风日盛，文人制砚，偕书画篆刻入砚，砚铭形式布局及刀法韵味与砚雕融为一体，名款之后还有钤刻印章者。此外，大量民间砚亦有款识，然内容简朴，多为纪年款与吉语款，书法也显稚拙，多出于匠人之手。

唐代的砚铭，与同时代瓷器或其他器物上的铭，可互相印证。唐代石砚款识以“锥书”刻划为主，但陶砚以墨书写的款铭为主。铭文内容主要有纪年款、干支款、姓氏款、制品记名款、作坊款、产地款，标价款、称颂款或称寄托款等(如“值万金、永宝之”)。字体绝大多数为行书、草书，楷书、隶书少见。刻划与写的部位基本在砚背，偶有在砚堂有墨书的陶砚。唐代瓷器、陶砖、漆器、银器的名款，字体基本为行书、草书，可与唐代砚上的名款互相印证。说明唐代器物名款风格的统一，即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性。这些唐代瓷器、陶砖、漆器、银器的名款，也帮助我们对唐代砚铭的确认，成为我们研究唐代砚铭的背景资料。

目前来看，在古砚收藏中的问题很多，假砚假款充斥市场。其中最要命的是“乱代”，特别是“不假思索”地用假铭、寄托铭断代，同时“不假思索”盲从于前人典籍中的错误断代。有些砚台的断代其实很简单，还是打个比方吧。关云长手舞青龙大刀走上台前，大家一看，是“汉寿亭侯”(尽管这柄大刀是明代的)。如果关云长手提冲锋枪走上台前，一定是杜撰的赝品。这就是时代特征的明显不符。

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人们对许多“约定俗成”已习惯于盲从了，特别是对传统的权威。比如汉代的关云长，当时就没有青龙大刀，关云长手使青龙大刀是后来的明代小说演绎出来的。如果不是学术要求，没人计较这个。同理，如果不是有人拿着“乾隆版”的“汉唐石渠式砚”到拍卖市场上去蒙人，何必管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