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佛有四万八千法门，收藏亦是如此，每一门类的收藏都有其独特的“门道”。说起砚台的收藏，一般人都会把“四大名砚”作为重点，这是无可厚非的，“名门望族”“出身高贵”的藏品才有其收藏价值。但对于真正的收藏者，仅收藏四大名砚显然不足，在年代和种类上都不能满足对整个砚台演变史的追溯和演绎，所以，收罗更多“久远”、“别致”、“有纪年价值”的砚台成为更高的境界。四大名砚的产生差不多都在唐宋之间，稍早的澄泥砚也不过是东晋才开始制作。所以很多收藏者都想拥有汉魏时期或者春秋战国的砚台，特别是汉代石砚，流传数千年不易，存世量不多，极为少见，更重要的是四大名砚皆由石砚演变而来。

至今仍有不少藏友对春秋战国古拙见素的早期石砚存疑，其实从文献及考古实物来看，最早的砚是石砚无疑。汉代刘熙《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探究砚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研磨器，但由于出土标本较少显然无法具体考证。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最古老的实物是仰韶文化时期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块石砚，有砚盖，有磨杵，砚心微凸，与汉代石砚及其相似。并且砚弯处有陶质水盂，有氧化锰黑色颜料，砚、水、墨、杵俱全，毫无意义，砚产生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便是在新石器时代，石砚的拥有者必是少数，穿越千古面世的更寥寥无几，博物馆尚且望“砚”兴叹，藏友更无此物缘。

今在一资深藏家处就见到一件汉代精美砚台，弥足珍贵的是石砚的外面还有青铜及错银工艺，十分复杂。该砚台砚面约十二厘米，石砚完全镶嵌在三足青铜砚体之上，高约五厘米。青铜制砚圈以及底足上用错银的工艺手法装饰着几何图案，造型古朴典雅，可谓孤品难求。汉代以古拙为美，怎会有如此精绝细腻的制砚工艺呢？这还要从其文化背景解析，从战国末年开始，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所取代，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渐下降，由原来主要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重要场合，转变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手法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普通的青铜制生活用具，像酒器、食器、灯、炉、带钩、熏器、建筑饰件、文房用具等等。该青铜石砚即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根据已有的文字记载，青铜砚台创始于秦汉时期。青铜砚准确的称呼应该是“青铜嵌石砚”，然而藏家的这件又有精美的错银工艺，所以全称应为三足错银青铜镶石砚。这种青铜砚的特点是坚固耐用，它的出现证明了此时的青铜器已经开始逐步日用化和生活化。

青铜石砚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代文化人的审美情趣，其实，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演变，砚台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更成为文人墨客赏玩的对象。特别是石砚，有古朴之色，素来为诗人吟诵不止的对象。唐代诗人陆龟蒙《袭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迎之》有云：“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澄沙脆弱闻应伏，青铁沈埋见亦羞。最称风亭批碧简，好将云窦渍寒流。君能把赠闲吟客，遍写江南物象酬。”即表现朋友送其石砚而酬谢的场景。

诗仙李白和“颠张素狂”之称的怀素也曾就石砚、妙诗、狂草留下一段千古佳话，李白于唐肃宗乾元二年的《七古•草书歌行》写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此时已经五十九岁，依然豪气干云，痛快流畅，时年二十二岁的怀素血气方刚，笔走蛇龙，将李白笔下的“宣州石砚”“ 须臾扫尽数千张”，成就一段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