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名师钟创荣设计、雕刻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端砚的起源和演进，与我国人民悠久的制砚历史息息相关。相传，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上有篆文：帝鸿氏之砚。这事确否谁也不敢妄断，但至少有人认为早在我们华夏人文始祖的案头上就摆过一方御砚，这就足以使得砚的家族引以骄傲。

帝鸿氏之砚是砚的始祖，其形制无考，正是这种无法想像无从猜度，使古砚又多了一重撩人的神秘。但是，早在石器时代，当人们发现矿物颜料，并试图用它来美化生活，特别是在将狩猎对象描绘到岩壁上的时候，砚就应运而生了。

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1958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块双格石砚，当时或许有人会因之而感到困惑：新石器时代就真的有了砚台？但格凹槽里的残留着的红色矿物颜料竞不容置疑。砚者，研磨之器，所以砚的始称就叫“研”。可见研磨器（砚）与颜料（墨）、杆（笔）一样古老。当时砚的存在主要作用是研磨制彩陶用的颜料。

商周，黑色的矿物即“墨”开始走上砚台，真正意义上的墨块已经成形，砚台于是将自己的角色转换为更多的是为甲骨、竹简服务，甚至还为墨刑服务。墨刑是春秋战国的“五刑”之一，就是在犯人面部刺字，然后涂墨，在人格上留下永远浣之不去的污迹，就是人们常称的“刺配”。直到宋朝，人们熟悉的梁山好汉，大都是“刺配”后上水浒梁山的。

从仰韶文化时期到秦末汉初，砚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之中。在形制方面，长期保持着附有磨杵的形式，这是因为当时一直使用的是天然墨和丸状、块状的半天然墨，不易于手研，必须借助研杵和研石进行研墨，使其溶解于液体中方能使用。我们的先民起先也许是在“砚台”上用敲、用砸、用捣、刷碾，但终究是学会了慢慢研磨颜料的斯文。这段时期，我们的先祖对砚的形制、品质进行了不懈的改进，除一般石砚外，还出现了陶砚、铜砚、漆砚等。

秦朝统一中国文字，是进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的规范化时代。随着李斯的小篆，砚台也就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即使弄一块石头就是砚台，也要讲究得有一个好模好样的砚台。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古墓中的那一块秦砚，是对一块鹅卵石经过一番琢磨后的典范。或许是有存心垂范后世的意思，这块质朴小巧的砚台可以摆书案，书写砚的源头追溯到这个时段似乎比较合适。1980年临潼姜寨遗址发掘中发现有一套绘画工具，其中一块石砚，有砚盖、磨杵（类同砚石），砚心微凹，这已经十分接近汉代的石砚了。

大约到了西汉中期，砚可以说已经开始从实用的书写工具中分离出来了，逐步脱胎成带有浑朴装饰的工艺品，步入了艺术的殿堂。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人工手捏墨，砚的制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方形的人工墨，使用十分便捷，磨石和磨杵日趋笨拙，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结束了历史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砚的制作水平。加之纸的发明对砚的装饰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朝的砚台则完全站起来了。无论1955年出土于河北沧县四庄村东汉墓中的双盘龙盖三足石砚，还是1956年安徽太和双孤堆东汉墓出土的双兽盖三足行砚，都是三足鼎立，砚身抬高。这个时期的割砚放足，显然要比石器时代的随形、商刷的平板、秦代的取圆来得讲究，来得高贵。1978年河南安阳地区南乐县宋耿洛东汉墓出土的一方三足圆石砚则较为罕见，砚底中心刻有“五铢”字样，砚的11沿有一圈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匕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一三公几卿，1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值二千。”这大概是最早的关于砚台的标价。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圆饼形石砚，出土于上海福泉山一座西汉中期的墓葬，用青褐色的页岩制成，砚体园而扁平，质地较为细密，简而不陋，轮廓清晰，砚面上附有圆柱型磨石一块，已经初步摆脱了原始砚的务求其用、不求其美的风格。

这说明后来砚台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演变。这场演变发生在魏晋时期。由于墨的制作工艺发生了变化：墨工制作出了墨锭，墨锭可以手握研磨，墨锭将研石与墨丸结合到了一起。这在东吴高荣墓中可以找到见证。这墓中出土的一块墨锭粗3．5厘米，长有9．5厘米。而纸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普遍使用，并取代了竹简。在纸上写字，远比在竹简上好。字耗墨，让砚池下陷的凹心砚，以储存更多墨汁也成为一种必要。

隋唐时砚已风行，而端州石砚的发现却轰动了砚界，（有学者认为“端砚面世于晋朝”）学士名流眼中纷纷流露出了惊讶的目光。这有一段故事在另文己说就省略了。端砚脱颖而出，令真正欣赏砚台并进入享受砚台的时代终于开始了。但为了方便抓拿，抄手砚成了流行的样式，取代了箕形砚和风形砚。宋朝，砚台进入全面辉煌的时期，名人的如痴如狂，文人的推波助澜，砚台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色彩，物质遭到了精神的包围，功用让位于感觉的陶醉。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怪人，也出现了许多名砚。砚石也有自己的座次，最终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成为闻名遐迩的“四大名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