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内地收藏投资艺术品市场行情大好，而砚石却一直是个冷门收藏项目而未受到关注。但在中国香港则是另一番景象。早在1994年的香港拍卖市场，砚台就已受到收藏界青睐，其价格最高的时候就可达到十几、二十万人民币。10年后的香港，砚台的价格已突破百万。2004年4月，香港苏富比(微博)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清康熙松花石雕夔龙纹砚”就以140.64万港币成交。翌年，香港苏富比再次推出了“清乾隆松花石雕灵芝纹砚”，以191.2万港币的高价成交。而内地的砚台市场，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直到2007年，江南第一拍西泠印社拍卖首设名砚专场开始，砚石市场才受到收藏界的关注而风生水起。好在随着砚台市场的日渐繁荣，砚文化、砚学也在兴起。一批砚文化的先行者已纷纷推出砚学专着，一批有识之士也纷纷建立组织宣传推广砚文化。特别是同根同脉的海峡两岸藏砚人，不断交流，相互切磋。

文人砚 宫廷砚 领衔古砚市场

今天，因我们的书写形式和用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极少数书画家及水墨爱好者外，砚台已经脱离实用的范畴，完全变为案头的观赏品和收藏品。因此，唐以前甚至到汉代的砚石，尽管其历史价值很高，甚至有的砚石也很名贵，但因工艺观赏价值相对较弱，其市场价格并不高。明清两朝之后，砚台工艺精品尤多，纹饰美观，特别得到藏家的喜爱。尤其是“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藏品，砚式上承历代，百花齐放，风格多样。取材之广泛为历代所不能及，更是藏家梦寐以求的宝物。但就砚台市场的整体表现而言，尤以文人砚与宫廷砚领衔古砚市场。

文人砚，发于宋，兴于明清。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在朝野内外有了很大提升。他们不仅在庙堂之上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决策，更在民间将其高雅志趣融入文化、艺术之中，这尤其表现在绘画方面，从而确立了“文人画”体系。作为这些文人的案上之砚，自然也独具文人之品格，追求之境界，使其具有“得之象外”的人文精神。达官显贵及文豪、书画家等，纷纷藏砚和着书立说，苏轼、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元明两代，民间以砚台收藏着称的大家如项子京、董其昌等不可胜数。有清一代，藏砚之风普天皆兴。纪昀、刘墉等显赫要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纪晓岚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到了民国时期，民间收藏大家也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出《沈氏砚林》等等。文人的参与，最终使砚台集观赏、研究、收藏于一身，成为精品砚的代名词，市场中的翘楚。

2007年7月，西泠印社拍卖推出国内首届“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在该专场中，一方清代伊秉绶等铭大西洞端砚以96.8万人民币的价格夺魁，高出估价8倍。首场古砚拍卖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成绩，专场总成交额1832万人民币，成交率高达98.29%。此后，名砚拍卖专场受到众多收藏者的追捧，2009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吴昌硕、沈石友、邵松年铭“和轩氏紫云砚”最终以548.8万元的高价成交，创下了当时文人砚拍卖的世界纪录。2010年，文人砚市场继续升温，西泠春拍“历代名砚专场”82方拍品成交率100%，全场最贵的拍品是“吴昌硕铭、沈石友铭石破天惊端砚”成交价高达235.2万人民币。而今年5月，中国嘉德(微博)上拍的一方“纪晓岚铭紫云砚”更以586.5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交。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官家的宠爱不无关系。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而是直接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南唐后主李煜就痴迷砚台，“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宋李之彦《砚谱》)李煜在位期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到了宋代，更是“文人皇帝”辈出，宋仁宗、宋徽宗等留下了许多与砚有关的故事，宋高宗还亲自参与对砚台石品的讨论(《翰墨志》)。文治武功的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松花砚也因康熙、雍正、乾隆的欣赏，被康熙封为御砚，一直专供宫廷使用，从而名扬四海。帝王们对砚台的青睐，往往为追求完美而不计工本，无论材质还是工艺都可以举全国之力，因此，今天的市场上，宫廷砚往往与天价相连。

2008年，北京保利春拍推出“清康熙掐丝珐琅御制暖盒松花石雕凤纹砚”，以168万人民币成交。2010年5月，中国嘉德2010春拍“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高价成交。一个月后，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古董珍玩专场上，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砚台拍卖世界纪录。清乾隆御制澄泥伏虎砚整器作卧虎之形，雕饰十分精美，应为乾隆书房中蒙皇帝手泽的珍品。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上，一方清乾隆年间制“澄泥仿汉御题诗砚”也以506万人民币高价拍出。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清康熙御制松花石凤池砚”的成交价也达到了230万人民币。

今天，虽然明清砚台为艺术市场主流，但并不表示宋以及宋以前的砚台没有投资价值。2005年，中拍国际推出的“唐代王丘六足莲花奉双凤池歙砚”以126.7万人民币成交；2010年，北京瀚海春拍的“宋制洮河砚”也以58.2万人民币成交；2012年，一方“元至明元至桂馥铭大龙尾砚”更是以155.25万人民币的高价卖出。由此可见，它们也具有收藏潜力，只是相较精美的明清砚台，我们欣赏、收藏的角度有所变化罢了。

中国当代砚石的发展，面临的一个相同难题是原料的匮乏。如果砚台发展遭遇无米之炊，失去物质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无法传承下去。

歙砚与端砚、洮砚和澄泥砚并列为全国四大名砚，其中尤以江西婺源的龙尾石为上品。目前，婺源唯一的老坑矿所产石料几乎绝迹，新坑矿甚至歙县附近地区所产的砚石料也将面临枯竭之境，保守估计，歙砚最多只能开采10年左右；而位居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业已进入“纯库存加工”时代。早在2000年，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便把端石列入“保护性稀有矿产”名录。2003年，肇庆市为消除非法开采，全面“封坑”，五六十个出产端砚的主要矿坑被钢筋、水泥严严实实地封上了洞口。特别是老坑已封坑多年，无石可采，所有名坑，如麻子坑、坑仔岩、梅花坑、宋坑等端砚身价因资源稀缺而价格猛涨；而洮砚的生产也已走向“断根”边缘。如今，几大名坑都已“封坑”，现在销售的都是以前开采的砚石，卖一块就少一块了，故砚石之收藏价值越来越高，升值潜力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古砚因其有文人参与和历史价值而被藏家追捧，当代砚台则因与雕刻大师结缘而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2006年5月20日，“端砚制作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歙砚制作技艺”也随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种，被划入传统手工技艺的范畴。目前，歙砚雕刻经过历代砚雕名家的辛勤耕耘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涌现出许多名家高手，并形成了多种流派。雕刻技法和设计继承传统之精华，又弃其俗气、匠气，使这项传统工艺更具收藏价值。目前，歙砚雕刻大师的代表人物有王耀、蔡永江、周新钰等，他们在传统工艺后继乏人的现状下，成为砚雕领域内的璀璨之星。

自2011年开始，文房用品在拍卖市场上可谓是风光无限。从嘉德、瀚海等知名拍卖行近年来所举行的新砚拍卖专场来看，当代名砚的成交价、最高价、平均价皆令人欣喜。例如工艺师王耀制的一方“焦田半亩 老坑龙尾针叶眉子纹仔料歙砚”，在中国嘉德2011春拍上以63.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纵观近几年拍卖市场上当代名砚和历代名砚的表现，往往新砚在总成交量和价格上甚至超过了古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