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雍熙三年(986年)，书法家苏易简(957～995年)的《文房四谱》汇辑成书。该书计5卷，凡“笔谱”2卷、“砚谱”“纸谱”“墨谱”各1卷。这是“文房”二字较早用于书名。“文房”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见《梁书·江革传》：“此段雍府妙选英材，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南史·赵知礼蔡景历等传论》：“赵知礼、蔡景历属陈武经纶之日，居文房书记之任，此乃宋齐之初傅亮、王俭之职。”此时的文房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职。“文房”一词真正表达文人书房之意开始于唐朝，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云：“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此处的文房便是文人挥洒笔墨，恣意性情的场所。到了宋代，“文房”才专指文人书房。

在文房中，笔、墨、纸、砚是必备之物，文房除此“四宝”之外，还有许多辅助书写工具，如水注、水盂、笔洗、笔架、笔筒、墨床、臂搁等，这些文具称为文房清玩或文房清供、文房用具。除了文房四宝和文具，还有一些是与文人文房生活休戚相关的用品与陈设器，如印章、茶具、香炉、古琴、家具以及竹木牙角玉等各类文房陈设。林林总总的文房四宝与文房清玩即构成文人笔耕丹青之必要条件，同时也营造出品味独具的文人生活和高洁雅逸的书斋情趣。

一、文房四宝发展略述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伟大创造，对发展中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贡献极大。

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史前陶器上可觅到用笔的迹象。商周的甲骨文、金文等都是用笔书写的。目前发现最早的笔是战国的竹笔，秦朝蒙恬对笔的制造进行了改进，汉代的笔已有了装饰，唐代盛行鸡距笔，锋短如鸡距，毫芒犀利劲健。唐宋时期，制笔的中心在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称“宣笔”，是用兔毫做成的紫毫笔，此时，最为着名的宣笔笔工为诸葛氏，所制“无心散卓笔”，根基坚固，久用不散。元代，浙江湖州的制笔业异军突起，以羊毫笔最显功力，修削整齐，锋颖尖利，遂取代宣笔，成为笔中新贵，湖笔成为后世笔之主流。明清时期，制笔在工艺上不但讲究实用，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鼎盛时期，笔杆的选择更为丰富，除了竹，兼有玉、瓷、漆、珐琅、象牙等。笔杆的装饰也是雕镂描绘，各尽其妙。

中国人工制墨始于汉代。之前，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作书写材料。汉至唐后期，制墨业集中于北方，当时已创制出质地精良的松烟墨。安史之乱后，北地一批制墨名手迁至安徽徽州，开始徽墨称雄墨业的历史。明清，徽墨的生产达其鼎盛。明代，出现了以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为代表的歙派，墨品典雅高洁；以汪中山、邵格之为代表的休宁派，所制油烟墨颇负盛名，墨品华丽精致。程君房、方于鲁各着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墨史巨作传世，是文人制墨之实践者。清代，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家制墨世代相承，盛名远扬，后人称作“四大墨家”。此时，墨的品类众多：贡墨、御墨、色墨、自制墨、集锦墨等各有千秋。

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从最初质地粗糙的麻纸到后世“薄、轻、韧、软、细、白”的宣纸，是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嬗变的。迄今发现最早的纸是西汉早期的放马滩麻纸。东汉蔡伦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造纸，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史称“蔡侯纸”。此后至唐，又有藤纸、苔纸、竹纸等纸品问世，但书写则以麻纸为主，传世的此期纸制品以经卷为多。唐宋时期，造纸业十分昌盛，出现了“薛涛笺”“谢公笺”“澄心堂纸”“金粟山藏经纸”等名纸佳品。明清，纸的品种不断增多，尤其是宣纸生产技术达到高潮，用施胶、加矾、染色、涂蜡、砑光、洒金、印花等工艺制成的各色加工纸，或富丽堂皇，或雅致怡情。

陕西临潼姜寨仰绍文化遗址出土一套用陶器彩绘的研磨器具是砚的前身，湖北云梦雅虎地秦墓出土的石砚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书写砚。汉代以石砚为多，陶、漆、铜砚也有发现，圆形三足有盖石砚最具雄健之风。魏晋南北朝，瓷砚渐兴，三足、五足、多足砚是此时的主要砚形。唐代，由多足砚演变成的辟雍砚较为流行，另一种多见的箕形砚到宋代发展为抄手砚。明清，砚的形制、雕琢更为多样，成为集绘画、书法、诗文、雕刻于一体的文房珍品。此时，文人雅士参与制砚、刻铭已成为一种风尚，为砚史平添几多雅趣与逸事。在砚材上，石砚最为常见，材质出众者推“端、歙、洮河、澄泥”四大名砚。除此之外，其他质地的砚品亦有生产，如陶、瓷、玉、砖、瓦、漆、水晶、玛瑙、翡翠等。

二、文房清玩发展略述

(一)文房清玩的孕育

新石器时代至魏晋南北朝的文房清玩尚处于萌发状态，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秦，文房清玩处于萌发状态；第二阶段是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房清玩已有零星出现。

第一阶段，非专门的文房清玩，或者说文房清玩的祖形，已经产生。

文房清玩是随着书写的出现而慢慢诞生的。新石器时代至秦，由于此时的陶器、甲骨和简帛上留有用笔描绘的纹样和书写文字的迹象，故笔的存在是确定的。笔在用后一定要经水洗，方能重复使用；而在研磨矿物颜料和书写用的石墨时需要加水，故浣笔用具和注水用具作为笔使用时的必备器皿，也一定会有。但此类用具与后世文房中的专门用具——文房清玩还有区别。浣笔、注水的功能是有某种水器兼有的，如陶盂，新石器时代至秦时期就有较多出土。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有泥质灰陶盂出现；甘肃崇信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秦墓中也有一件陶盂，敞口、假圈足，内底有阴文“市”戳记。此类陶盂的用途是贮水，故研磨时用来注水，浣笔时充作笔洗也是可以的。

除了陶盂这类文房清玩的祖形外，商周时期，由于调和朱砂等矿物颜料的需要，出现了玉制调色器，这些调色器制作精细，可能具有某种礼器的意味，当然，也可以看作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文房清玩。如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有玉调色盘，盘呈方形，似铲状，盘底残留朱砂痕迹，盘后端雕琢一双对称的鹦鹉。河南洛阳庞家沟出土有西周早期卧牛形玉调色器，牛首前伸，四肢屈伏，牛身作方形，背部宽平，上有4个圆孔，可供调色之用。此器从纹饰看，具有商代特征，但向上弯曲挑起的臣字眼角已是西周风格，因而这是一件由商向西周玉雕风格转变的玉器。

除了彩绘纹样专用的调色器和兼用的陶盂外，这一时期的文房清玩并无别例。

第二阶段，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房清玩已有零星出现。

从历史文献来看，这一时期已有若干史籍记载文房清玩。如西晋葛洪《西京杂记》云：“晋灵公塜……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广川)王取以为书滴。”广川王盗墓得到了玉蟾蜍，改制为书滴，即砚滴。南朝梁吴均的《笔格赋》云：“幽山之桂树……翦其匡条，为此笔格……若九疑(山名，在湖南)之争出。长对座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此赋道出了笔格的材质(桂树枝条)、形状(若九疑之争出——山峰形)和功能(储笔)。另外，南北朝徐陵撰写的《玉台新咏集序》提到了笔床。

这一阶段，文房清玩的实物有零星出现，传世和出土的都有一些，为水盂、水注等注水用具。材质有陶、瓷、玉、铜等。

另外，汉至魏晋，有一类辟邪形的圆雕动物，见有铜、玉质，一般作昂首挺胸、张口露齿状，身上饰有飞翼。后人有将其归为镇纸一类。但此物应该是席镇而非镇纸之用。据西晋葛洪《西京杂记》云：昭阳殿的白象牙簟(diàn，竹席)上“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这4件玉镇是用来镇昭阳殿上的白象牙席的。镇纸在汉魏时期不大可能出现，因为当时纸张尚未大量进入书写领域，公私文书多用简牍，不可能有镇纸产生。

(二)文房清玩的渐盛

唐宋元时期文房清玩进入了逐渐兴盛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文房清玩的总量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较为全面地登上历史舞台。而文房清玩的大量出现同文人阶层的产生有关。文人阶层的兴起源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而盛于唐，是由朝廷统一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制度，用于选拔官员。但科举考试每年全国只录取30人左右，使得大批文人闲置。文人与官僚合而为一的现象开始分解，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人阶层。退隐山林或闲居都市的文人墨客无望于仕途，遂开始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其中，遣兴于笔墨文章是多数文人的一生寄托。如此，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清玩带着文人的情怀大量出现。而唐宋元时期书画艺术的兴盛，也大大促进了辅助书写、绘画的文房清玩的发展。这是唐宋元文房清玩逐渐兴盛的历史背景。

有关历史文献对此期的文房清玩也有较多记载。如《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详细记录了各类文房用品，分成11个章节加以描述，其中有专文描写砚匣、研屏、笔格、水滴等。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也记有砚滴、灵壁砚山、古玉笔格。宋林洪《文房图赞》和元罗先登、樊士宽的《续文房图赞》中，也罗列了各种文房用品，并且按照唐韩愈在《毛颖传》中给文房四宝赐姓名和官衔的旧例，也赐姓名和官衔于文房清玩。如水中丞是水盂的官衔，姓水，名潜，字仲含，号玉蜍老翁；笔山称石架阁，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镇尺叫边都护，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书记指印章，名篆，字手章，号明信公子，等等。以姓名字型大小点出文房清玩的外形和个性，用官衔表明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充分说明宋人对文房清玩的熟知程度。唐宋诗词中有很多赞美文房清玩的内容。唐皎然《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诗：“砚滴穿池小，书衣种楮多。”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宋陆游《不睡》诗提到了蟾蜍形砚滴，诗云：“水冷砚蟾初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

从出土的文房实物来看，也可说明唐宋元时期文房清玩的状况。出土的文房实物各地有显着增加，浙江衢(qú)州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史绳祖墓出土有青玉笔格、水晶笔格、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考古报告称“杯”，但从敞口的形状与同其他文具共出的情况看，应是笔洗)。这些出土的玉文具呈现出某种组合，反映了此一时期文房清玩兴盛的态势。

唐宋元时期出土和传世的文房实物较之汉晋有显着增加，除了前期已有的注水用具外，新增了浣笔用具和镇纸用具等，如笔洗、镇纸。文房清玩的材质也更为多样，陶瓷、石、铜、玉、玛瑙、水晶等皆列入文房清玩的名目。

(三)文房清玩的高潮

经历了先秦至汉晋的萌动期，唐宋元的渐盛期，文房清玩的发展在明清(特别是明中期至清中期)之际进入了高潮期。水盂、砚滴、笔洗、笔筒、笔格、墨床、镇纸、臂搁、印盒等等文房清玩在文房书案上各占一角，各司其职，营造出雅致怡情的文房意趣。文房清玩在品类、材质、形制等方面的成就，令前代无可企及，而后世也只能自叹不如。

文房清玩的繁荣昌盛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休戚相关。

明清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文士阶层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文房清玩需求也日益增强。同时，随着封建人身束缚关系的普遍减弱，手工业工匠的身份与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这极大提高了工匠的艺术创造能力。

而此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闲、静、幽、雅、逸”之意境，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其文化模式就是以寻访清雅为主。文房清玩固有典雅高洁之气质，与文人之情趣、书斋之氛围契合，为文人所雅好在情理之中。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又对社会趋向、喜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文士群体对文房清玩的嗜好同样也会指引社会风尚。同时，皇室也青睐之，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出土有不少文房清玩，有碧玉笔格、水晶兽水盂、水晶鹿镇纸、玉荷叶形笔洗等。喜文嗜古的乾隆皇帝对文房清玩也是情有独钟，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时期的瓷质小文玩、掐丝珐琅龙纹文房清玩和雕漆文房清玩、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成套制作的。由于帝王与文士的喜好，文房清玩遂大行其道。

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是文房四宝在明代得到了大发展。以砚墨为例，宋元时期的砚还是以实用为主，到了明代，砚发生了许多变化，逐渐脱离实用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与适用兼有的工艺美术品。而制墨业在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新的局面，墨进入了商品生产行列。当时的制墨中心徽州，墨肆林立，名家辈出，形成制墨业上的歙派和休宁派。文房四宝在明代完成了由实用向艺术欣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的转变，这对文房清玩的繁荣起到了大大的推动作用。

明清的许多文献对文房清玩也有大量记载。比较集中讲述的有：明屠隆《文房器具笺》提到的器具有笔格、笔船、笔洗、水注、印色池(印盒)、镇纸等等数十种；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之器具篇言及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chān)、水中丞、水注、秘阁(臂搁)、镇纸、压尺、印色池等；明高濂《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有论文房器具篇，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镇纸、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论述。根据文献，明代琢玉名家陆子刚也制作过不少玉文具，所制水中丞“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类同，亦佳器也”；又有“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也是水盂)，上嵌青绿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爱”；另“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印盒)，工致侔(móu，相等)古，近多效制”。清乾隆帝的御制诗中也有大量的诗篇赞誉文房清玩，如“咏鸟玉笔筒”“咏和田玉荷叶洗”等等。

明清文房清玩的实物更是丰富多彩，无论在品类、材质和制作上都远胜于前代。笔筒、笔舔、镇尺、印盒、臂搁、砚屏相继问世(某些品类在前代文献中有记载，但不见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文房清玩的品类，也使各项协助工具更为完备。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玛瑙、水晶、金银、珐琅、石、铜、铁、玉、漆等等各种材质都被用来制作各款文房珍品，材质的个性在书斋中得到张扬：竹木的清新高洁、金银的雍容富贵、珐琅的华丽多彩、玉的典雅温润和铜的古朴沉着或者互相映衬，或者以单一质地独自发扬。而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在造型、色彩、纹饰诸方面非前人所及。

这些文房清玩与中国文人长相厮守，创造出精致、儒雅的书斋文化。由于中国文人长久以来浸淫于儒、道、释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闲、静、幽、雅、逸”之人生意境，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文人世界的古物遗珍便是他们的心灵物语，反映了淡泊清远的人文气质，表现了文人高雅的艺术情趣和古代匠师绝妙的工艺水准，由此诠释出文人世界中的文化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