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人雅士来说，营造一个优雅的读书环境，配之以雅致的家具及文玩器物，随时把玩，甚至比读书更重要。明人高濂在其所着《遵生八笺》中认为：“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笔精墨良成为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如今，古人的这些文房雅玩，也成为收藏界日渐追崇的宝物。

文房器具看源流

在今年的春拍中，中国嘉德(微博)“翦淞阁”文房器具专场拍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5件文玩拍品以100%成交，其成交总额高达1.3亿元。其中，备受各界瞩目的清宫旧藏，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1950年得于北京荣宝斋的“明周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以5520万元的天价刷新木制笔筒的最高纪录。该件拍品2003年在中国嘉德“王世襄收藏专场”上，成交价就高达209万元，9年时间，升值近30倍，名家珍藏显示出巨大效应。

说到王世襄收藏，不得不提及北京匡时(微博)2010年12月4日举行的“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在该场拍卖中，王世襄生前收藏的20具铜香炉以9844.8万元成交，而在7年前，这批香炉的成交价为1100万元。其中，“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以1512万元成交，创造了铜香炉拍卖的历史最高成交价格。不得不说，如此高价成交，买家看重的当然包括王世襄的大名。

在中国嘉德“翦淞阁”专场拍卖中，还有一件清代的天然魁星影石小砚，该件拍品曾由王懿荣、徐世章收藏过。一方砚台经由晚清翰林学士到民国留洋士绅递藏，见证了大时代的巨变，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最终，该件拍品以超过最高估价8倍多的80.5万元成交。

在同期举办的拍卖中，一件“清早期高凤翰款端石砚台”以12.65万元成交，主要依据就在于这方砚台的砚盒上阴刻行书“凤翰先生残石砚”。

在2012年5月，北京瀚海拍卖会上，一件“清雍正五彩山水人物笔筒”以3450万元的高价成交，一件普通的陶瓷笔筒，以天价成交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该件作品曾被香港着名收藏家张宗宪收藏过。

工艺和材质成就精品

在文房雅玩的笔筒这一门类中，目前成交价最高的要数2007年香港佳士得(微博)以6752.7万港元成交的“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母子图笔筒”，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高价，重要原因在于其复杂精湛的制作工艺。玻璃料胎画珐琅是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相比铜胎或瓷胎珐琅来说，技术要求较高。因为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所覆绘画焙烧的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则呈色不佳；若温度高了，胎体变形，即成废品。乾隆初御主画珐琅工艺发展至顶峰，该作即为当时所产精品。

在“翦淞阁”专场上，一件清黄灵岫雕瓷砚山估价50万元至80万元，成交价达到101.2万元。这件作品系以瓷仿灵璧石所制成，施铁褐色釉，釉色和造型皆仿天然的灵璧石，异质传神，可谓巧夺天工。底有“蜗寄居士清玩”楷书刻款，为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的别号，为其督陶期间的御瓷制品，因此深受追捧。

此外，文玩用具的价格还与其材质密切相关，在2011年6月北京保利举行的 “有感于斯文——宫廷逸趣与诗、书、画、印”专场上，“清康熙周尚均制吴国祯夫妇自用田黄印章 (一套11件)”以2530万元成交。这11方印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市长吴国祯旧藏，但更为重要的是，11方印章涵盖了田黄上乘之色，诸如黄金黄、橘皮黄、鸡油黄、桂花黄等，色彩丰富、浓淡相映，田黄肌理清晰易辩。如此材质的田黄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藏不厌精

文房用具除了我们熟知的笔墨纸砚之外，还有众多的品类，明屠隆所着《文具雅编》中就不厌其烦地列举出了43种文房用具，比如笔筒、笔洗、笔舐、臂搁、水丞、镇尺、印盒、之类，材质多样，包括金、银、铜、玉、瓷等，古人智慧和才情都藏于一方文房天地中。

一直以来，文房雅玩的走势都相对较好且平衡，但除了个别高价之外，文房用具整体价格仍旧偏低。在市场调整时期，文房有望突破之前的尴尬局面，实现“补涨”。

业内人士也表示，几大主原因促使文房市场升温：首先，文房用具集材质、工艺于一体，小小一方把玩的文玩，在制作上却是精雕细琢、穷工极巧，尤其是一些皇家御用文玩用具，材质、做工都数一流；其次，文房雅玩品种多样，数量繁多，值得挖掘的门类较多；第三，文玩是历代文人使用的器物，不仅传传承有序，而且具有浓厚的文化、历史价值，彰显收藏者的修养与气质。

在收藏界日益成熟的今天，收藏者更要注重专而精，对于种类多样的文玩器具而言，收藏者可以避开市场已经较为成熟的门类，开拓一些新的板块和种类。文玩收藏是非常需要专业知识的收藏门类，在进行收藏时需要充足的背景知识，注重器物本身的材质、工艺和文化内涵。

此外，文玩收藏也从过去单体器物的收藏，转向成套器物，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组合器物的收藏，这更需要从文房用具的背景、历史等方面还原其本身的内涵和意义，寻找独具价值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