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房收藏，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笔、墨、纸、砚这四宝。的确，在近几年的拍卖市场上，我们看到了许多高成交的珍品，但是从收藏投资的角度来看，在文房用品收藏中，关注“杂项”部分，其机会可以更多。所谓文房用品中的“杂项”，就是指臂搁、镇纸之类，这些物品在制作上也都是穷工极巧、精雕细琢、选料讲究，有极其高的收藏价值。“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陆游的这首《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诗中所说“文房四士”便是“文房四宝”。但这里所谓的文房四宝只是文房用具中的一小部分。

南宋末年，赵希鹄写的《洞天清禄集》一书中将文房清供列为十项，即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他也是我国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人。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古代文人写字都是从右向左写，为防止手上或衣袖沾墨，就产生了枕臂之具——臂搁。而竹片肚稍虚起，不惹字墨，最为合适。由于常置案头，臂搁身兼饰物之能，外表极其重要。它不仅讲究材质，雕镂工艺也求精湛，是被收藏的珍玩。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个清末牙雕“岁寒三友”臂搁，成交价就达到了44.52万元。文房用具成熟于宋代，宋代国策重文抑武，文仕阶层地位提高，受到普遍的敬重。于是文人的生活美学影响愈巨，由此文房艺术油然而生。

明代时期，文人将“读书之苦”变为“读书之乐”，将自己的审美旨趣和人生追求融入书房之中，一时间追求文房用具成为一种时尚。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中，曹氏便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并且，学识渊博的曹昭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

到了清代，随着文玩的流行与繁荣，这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例如：笔用类包括笔挂、笔筒、笔架、笔匣等；墨用类包括墨床、墨盒、墨缸、墨屏等；砚用类包括砚屏、砚匣、砚山；水器类包括水滴、水盂、笔洗；辅助类包括帖架、书灯、香熏以及书斋家具等，可以说种类繁多、数目庞大。同时，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在很大程度上更缘于清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文房用具的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去年在嘉德秋拍中以616万元成交的“碧玉庭院人物笔筒”。此笔筒外壁通景浮雕壑深林密，青嶂翠壁，寿石浮云，此幅通景描述的内容似为设计如世外仙境般的一处幽深庭院，画面一处二人对饮，桌上羹匙菜肴，一旁小童端酒伺候，由于旁侧立有灯柱，可知为深夜对饮，从二者装束上来看，似应为唐代官僚，故让人想起诗仙醉酒李太白，其中一人似已微醺，姿态已趋于随性，以李白诗句“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来形容此景，恰如其分。小径之中另有小童持酒端菜，送往途中。廊曲之上有二人持杯展卷，正借酒兴作诗谈文。全器构图繁密，层次清晰，雕刻生动，可谓乾隆朝碧玉笔筒之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