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高先生云：“古人谓古物文字可纠史传之失，不信然欤！”许多明清古墨上有名款、年款，为研究相关史事提供了信息，因而引起收藏家的注意。故宫[微博]藏孙瑞卿寥天一墨、汪鸿渐和羹补衮墨堪称两例。

孙瑞卿寥天一墨

张子高先生原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四家藏墨图录》中，张子高先生作了详细说明：

孙瑞卿寥天一右墨如图(图1)，重三十四点七克。此亦石公旧藏，其述知白斋墨谱跋尾有云：“郭氏此书近印与初印不同。曩(nǎng，以往)见底本以孙玉泉寥天一一笏，通体蛇皮纹，古泽可鉴。近印者则取一吴鸿渐玄虬脂代之，故此笏重见。玉泉墨已于戊寅归余斋，欢喜志之。”墨边阑旧曾加金，尚隐约可见。又下端微磨，坚光如玉。瑞卿时代大抵与程方相近而稍后。万年少墨表所列玄府璆琳长方大锭署年万历己亥，往游厂肆曾见一同式残品则署万历丙午，同属万历下半期。又此墨标题与汪氏铭文概本于于鲁，方氏所制见漫堂续墨品，只是形制较小，而署年乙未以为时差早。

正如先生所说，“此墨标题与汪氏铭文概本于于鲁”。查汪伯玉《非烟铭》：“清则豨(xī)也膏，轻则麋也角。玄德非馨，太冲惟漠。”(图2)其中豨古书上指猪；麋指麋鹿，也叫四不像。古来有用麋鹿角制胶的说法。这里有讽喻之意：说什么用猪油制得的烟好，用麋角制胶好，但此墨铭曰：“轻则豨也膏，清则麋也角。玄德非馨，太冲惟漠。”两者有着明显区别：“轻”“清”二字的位置对换。这种差别有何意义？

“清(轻)则麋也角”指的是胶。胶最主要在于纯净、清澈，形容以清为妥。沈继孙《墨法集要》：“临熔之际，用慢火煎，长竹箪不住手搅，候之沫消，清澈为度。煮化得胶清，墨乃不腻，此最紧要大法。”谢崧岱《南学制墨答记》：“胶，无论牛驴，皆可入墨，总以亮为上，蒸化之水清者为上。”《墨录》：“古墨法云，烟细胶新，杵熟蒸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谢崧岱《论墨绝句诗》：“和胶无法累桐松，始信《墨经》语透宗。竟被倪迂全道破，不关轻重在清浓。”又云：“晁氏《墨经》谓胶不如法，即上等煤，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烟，亦成善墨。此确不可易之理。倪云林评沈学翁，烟细胶清，更为扼要之论。人言‘胶轻’，何尝不是。然‘轻’而不‘清’，犹之‘重’也。可见古人下字不苟。”古人泛论“胶轻”，还可能与用量有关。胶的用量与很多因素有关，并无定制。古墨文献中有五两胶说、对胶说。对胶工艺在五两胶之后，是对五两胶工艺的改进。确切地说，此为和烟的方法论，而不是对胶本身的质量而言。方瑞生以为“墨以清远为第一”。墨要清远，当然胶要清。综上所述，“清”才是用胶的第一要务。因此，“清则麋也角”的说法更为准确。

“轻(清)则豨也膏”指的是烟。烟可以形容为轻，也可以形容为清。“轻”针对的是烟的微粒的大小，是质地；“清”则是形容形态。显然，微粒的大小决定了清浊的程度。《程氏墨苑》龙膏烟瑞图朱化孚赞曰：“龙膏为烟玄以轻，其功不朽德惟馨，谁其铭之朱岱晟。”谢崧岱《南学制墨剳记》：“烟性最轻，无水即飞”。汪仲淹《墨书》：“火力微，烟缓而细，乃取为上剂。火力稍微，烟缓而清者为中剂。”《墨海·玄鲭录·具眼一》：“烟细胶新，杵熟烝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古墨法》)”《墨海·玄鲭录·审余二》：“沈珪出意取古松煤杂用松脂、漆渣烧之，得烟极精细，名漆烟。”《墨海卷三·广说合》：“中而力定，烟缓而细，乃为上剂。”朱之蕃：“桐烟中半投漆汁，火不能燿。渐减而投三分之一，荧然星灿，耿然珠圆，焰不四灼而烟轻如碧天颢彩，始在有无之间，继微拂而徐积之，尽一石仅得烟十数两。和剂既成，不借色于金珠而清光溢目，不借馥于龙麝而幽韵袭人。”“清则麋也角”是从质地来说的，描述烟也应以同一角度为宜。况且同一句中用两个“清”，于语句音韵不利。因此，以“轻则豨也膏”更为适当。以方于鲁对墨本质的理解，“轻则豨也膏，清则麋也角”更为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太函集》也录为“清则豨也膏，轻则麋也角”。很可能书录时因谐音致误。这一点容易理解，书录者以及寥天一铭题画者对于墨本质的理解，无疑要逊于方于鲁，差错在所难免。《墨表》所列玄府璆琳墨，一面铭“万福攸同”，一面铭“玄府璆琳”并年款，与孙瑞卿寥天一墨可比性较差。宋牧仲《漫堂续墨品》载方于鲁寥天一墨铭“轻则豨也膏，清则麋也角”，描述与孙瑞卿寥天一墨大致一致。孙瑞卿是着名制墨家，自然对墨本质也有深刻理解，能够明白“轻则豨也膏，清则麋也角”的寓意。因而在仿制时，没有按照图谱，而是按照实物。于今，《漫堂续墨品》所录寥天一墨已踪迹不见，孙瑞卿寥天一墨便成了说明方于鲁制墨观念、勘正《方氏墨谱》《太函集》非烟铭之误的硕果仅存的文物珍品了。

孙瑞卿寥天一墨通体蛇皮纹，坚光如玉，历史人文价值非同一般，真是一锭秀外慧中、内蕴丰富的珍贵文物。

汪鸿渐和羹补衮墨

叶恭绰先生原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衮，古代皇帝的礼服。和羹补衮比喻辅佐皇帝的良臣，典出《诗经》。在《四家藏墨图录》中，叶恭绰先生作了详细说明：

如右图，二丸，皆伯羲旧藏。上有伯羲所题金字，一为‘吴鸿渐致佳墨，辛巳得自叔宪张户部’十五字，一为‘甲宗室伯羲郁华阁藏’九字，见伯羲藏墨薄……此墨伯羲题作吴鸿渐，仍前误也(第58、59页)。

一面镌刻铭文，并上下两印，上为“桑林里人”，下为“季子鸿渐监制”(图3)。这两个署款非常重要。

鸿渐制墨常常不署姓氏，只署“桑林季子鸿渐制”(图4)“鸿渐仪卿氏制”等，因而对其姓氏产生争议，有人以为姓吴，有人以为姓汪。

鸿渐汪姓的主要依据是：鸿渐制墨常常署款“桑林季子鸿渐监制”，汪元一墨肆名桑林里，因而鸿渐为汪姓后裔。这一推论并非无懈可击。作此结论尚需史料证明，目前还缺少这样的史料。

关于鸿渐姓氏，暂时未能从汪氏家谱之类资料中找到确切记载，只能从其他文献、传世墨品中寻找线索。

明末麻三衡《墨志》记有汪鸿渐；清至民国大多书籍都记作吴鸿渐。尹润生先生所讲过继关系，帮助我们拓展思路。可能情况是：鸿渐本姓吴，小时候过继汪姓，后来又回归吴姓。

明代中叶尤其万历前后，徽州地区制墨业发展到相当规模，较大的制墨家开始招收徒弟，甚至雇工。方于鲁曾经为程君房打工。曹素功本来是吴叔大徒工，后来娶吴叔大爱女，受人招牌，成就了一番大业。汪近圣做过曹素功门徒。万历时期休宁墨工叶玄卿先为桑林里制墨，后独树旗帜，开设苍苍室墨坊。

鸿渐早年在桑林里学徒打工，聪明好学，深得汪元一喜爱。基于亲密师徒关系，又顺应于民间颇为盛行拜干爹习俗，学徒期间鸿渐拜汪元一为干爹，并易姓汪。拜干爹并易姓汪，与尹先生所谓“汪氏养子”者相通。署款“季子鸿渐”者，俨然已经加入汪元一的子辈序列，是鸿渐易姓汪的表征。

国人光宗耀祖观念根深蒂固，有所成就后更是如此。鸿渐手艺学成后，独立以又玄室制墨，逐渐声名远播后，认祖归宗心切，并有来自家族“拟兼祧至戚，绍其归业”的压力，回归吴姓自在情理之中。鸿渐制墨署款由“季子鸿渐”演变为“桑林季子”，是回归吴姓的表征。

比较而言，桑林季子所透露的人际关系，比季子鸿渐要间接、疏远得多。桑林季子并非实指血缘关系，而是谦辞卑称，是感恩表示。自称“桑林季子”而非“仲绥季子”“元一季子”，委婉地说明了这一点。桑林季子与季子鸿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综合分析桑林季子与季子鸿渐所得结论，应该比仅仅依据桑林季子所得结论要合理得多。

名款并非古墨独有，书画作品也有。杨仁恺先生论书画名款：“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的情况之下，就得沿袭原先的既定说法。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除非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帮助我们否定原有的结论，从学术研究上实事求是的原则，固然可以作出新的结论，这无疑对艺术史有很大的裨益。”这个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古墨。

麻三衡为鸿渐稍后的人，以汪鸿渐名义记载他的墨品可以理解。汪鸿渐尚寄人篱下，所能流传下来的墨品自然很少。吴鸿渐艺成业精，不但桑林里名列前茅，而且声名远播，故能有较多墨品以吴鸿渐名义传世。入清以后，众多藏墨家根据新的实际情况，改以吴鸿渐名义记载他的传世墨品，合情合理。麻三衡所言可信，清人所言也可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初期。盛伯羲藏墨薄、郭麓屏《知白斋墨谱》、袁中州《中州藏墨录》等，都以吴鸿渐名义收录其墨品。清末民初古玩市场上，吴鸿渐制墨受到认可，有一定市场。众多文献异口同声，“除非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断难轻易否定。现在讨论鸿渐姓氏所依据的材料，较之清代、民国初期并没有改变。“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的情况之下，就得沿袭原先的既定说法”，即沿袭鸿渐吴姓说。鸿渐吴姓之说顺理成章，合乎逻辑。

综观有关鸿渐的文献资料，以及他的传世墨品，鸿渐姓吴应更接近历史真实。

与《墨表》相同，《墨志》中的明代制墨家，也是以他们的表字汇编的。《雪堂墨品》《漫谈墨品》等也遵循讳名称字惯例，以制墨家字号汇编着录。由此鸿渐也应该是表字。吴鸿渐制墨常署款桑林季子鸿渐监制、海阳桑林季子鸿渐监制，避讳仪卿而用鸿渐，说明仪卿、鸿渐之间的主从关系。鸿渐是表字，可以与同是别称的桑林季子、季子等组合。讳名得自亲亲，犹如体肤，须珍之、讳之，不宜与别称等组合使用，因而未见桑林季子仪卿、季子仪卿者。《易经》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之句。乾隆皇帝有“鸿渐不羡用为仪”之吟。“仪卿、鸿渐”，取名择字，意境不俗。

吴鸿渐制墨，署“季子鸿渐”在前。这时吴鸿渐还未脱离桑林里，仍在汪元一的旗下，因此还需署上表示隶属于桑林里的款识，如“桑林里”“桑林里人”等。署“桑林季子”在后，已经独立以又玄室制墨。为了与前面的署款风格协调，往往也署上两个以上的款识。两个以上的款识并存，成了吴鸿渐制墨的特征。

“此墨伯羲题作吴鸿渐”并无不妥。和羹补衮墨为吴鸿渐早期制墨，制作的年代应为万历中期。长方形的制式，与桑林里制墨风格相符。这时吴鸿渐还未脱离桑林里，因此还需署上“桑林里制”的款识。讲得全面一点，和羹补衮墨创作单位、所有权人桑林里；制作人吴鸿渐，当时取名“汪鸿渐”。

目前，“季子鸿渐”款仅见于和羹补衮墨与吴鸿渐漱金双盘龙纹墨。和羹补衮墨为鸿渐姓氏争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物证据。而对鸿渐姓氏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此墨的赏析。文物的史证重要性与文物研究对文物品赏的重要性，在和羹补衮墨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