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彩描金笔筒：是康熙时期新创烧的品种，由于呈色较淡又称作“淡描红彩”，能以多种色阶描绘出层次鲜明的画面，并以金彩渲染其华贵。在故宫藏品中，红彩描金笔筒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红彩描金牡丹蝴蝶图笔筒。此笔筒画面为两朵盛开的牡丹，几只彩蝶飞舞在花丛中，画面上淡雅宜人的红彩，不仅将满园春色浓聚，而且在金彩烘托下，器物尽显艳丽之风。

釉里三色笔筒：以釉下青花、釉下白粉两种色调为主，以釉里红做点缀，呈色雅致，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品种也是康熙时期创烧的，故宫所藏釉里三色笔筒，多以山水人物题材为主。

红釉笔筒：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器十分不易。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虽然早在元代就已出现，但明代宣德以后逐渐失传，终明—代再没有得到恢复。清代康熙朝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生产，此时红釉瓷器名品迭出，最为着名的红釉瓷器有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故宫收藏红釉笔筒以霁红釉为主，霁红别名“祭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着名品种，其釉色特点是红不刺目，釉不流淌。霁红盛烧于永乐、宣德时期，康熙霁红釉笔筒呈色一般较为浅淡，色调均匀，胎体致密。

珐花釉笔筒：珐花是指以硝酸钾为助溶剂的陶胎彩器，它分两次烧成，先在陶胎上以凸起的沥粉，勾勒出双线花纹图案后烧制成器，然后在花纹间填以釉彩，再以低温烘烧。其釉色主要有孔雀蓝、孔雀绿、茄皮紫、黄等几种色调。珐花的主要产地在山西一带，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场开始烧制瓷胎珐花器，其釉色称其为“珐花釉”。有珐翠、珐黄、珐蓝、珐紫、珐青等多种，色调较之陶胎珐花更加精美，艺术表现力更强。康熙时期瓷胎珐花器烧制得相当成功，以茄皮紫釉、孔雀绿釉为代表。一件珐花釉笔筒，通体施茄皮紫釉，其上以孔雀绿釉斑点作装饰，釉下刻画垂柳、山石、蜻蜓图。

以带纪年款的笔筒作为断代标准器

在故宫收藏的康熙笔筒中，一些笔筒上均带有干支纪年款，年代最早的一件笔筒，是丙寅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青花书《滕王阁序》文字，年代最晚的一件是丙申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洒兰描金釉书《赤壁赋》文字笔筒，其余几件带干支款的器物分别为：癸丑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青花山水图笔筒；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青花人物诗句图笔筒；丁卯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青花书《滕王阁序》笔筒；己巳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青花书《后赤壁赋》笔筒（“文章山斗”款）；壬申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青花书《滕王阁序》笔筒（“文章山斗”款）；乙亥冬月（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青花渔家乐图笔筒（“芝兰室制”款）；丁丑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青花书《前赤壁赋》笔筒（“成化年制”款）；己丑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黑釉描金诗句文字笔筒。

通过以上这些藏品的年代排列，我们可以看出，康熙一朝笔筒的烧制几乎贯穿始终，而且烧造量非常大。虽然目前发现烧制时间最早的笔筒，有确切纪年考的器物，年限仅为康熙十一年，但这应该是康熙时期官窑烧制的最早器物。史料记载，康熙初年江西景德镇由于处于南明抗清斗争的拉锯战地带，战乱一直延续不断，景德镇的制瓷业一度衰落不堪，直到康熙十年，景德镇御窑场才有奉旨烧制祭器的记载。所以说康熙官窑器物的出现，应该是在康熙十年以后，在此之前均是官搭民烧的器物，其烧制的品种也非常有限。康熙十三年由于吴三桂战乱，刚刚复兴的景德镇制瓷业再度受到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朝廷派工部虞衡司郎中藏应选督理景德镇制瓷业，景德镇御窑场才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康熙笔筒的大量烧制，应该从这个时期开始。

以上所举这几件康熙时期带干支纪年款的笔筒，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年代。因此，以这些笔筒的胎质、釉色、造型以及装饰，作为这个时期笔筒烧制的标准器，是一种可行的鉴定方法。

以宫中档案记载及传世品为标准器

从宫中档案记载中得知，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0-1688年），即臧应选督理景德镇陶务时（世称藏窑），曾奉旨督烧了各种色釉的器物，这一时期代表景德镇御窑场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由此可以推断以下各种单色釉，如天蓝、洒蓝、豆青、孔雀绿、白釉等釉面装饰的笔筒，一般大量出现在这个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至康熙四十四年（1688-1705年），则是彩瓷的大发展时期，无论是浓艳青翠、墨分五色的青花，还是色彩绚丽、绘画精细的五彩，以及线条纤细、呈色鲜艳的釉里红，淡雅宜人、雍容华贵的斗彩等，都取得了最佳艺术效果。所以在康熙笔筒上，以青花、五彩、斗彩、釉里红作装饰的器物，应以此时为盛。以一件五彩花鸟笔筒为例，器身画面为一幅盛开的牡丹花图，在雍容华贵的牡丹花枝头，一只神态栩栩如生的小鸟栖息其上，画面间墨彩草书五言诗二句“并无思别意，只是亦花心”，下铃“苇石”印。此笔筒即可为康熙五彩代表作，其运笔之细腻流畅，颇有些写意花鸟画的韵味。另一件白地五彩笔筒也非常值得一提。此笔筒在通体白釉凸雕卍字锦纹上，以圆形、扇形、叶形、长方形等八个不同开光体作装饰，开光内分绘五彩山水、花鸟、鹊竹、樵夫打柴以及俞伯牙携琴访友等图。笔筒通体纹饰构图，仿园林建筑中窗雕风格，极尽精巧别致之趣。

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05-1712年），当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景德镇窑事时（世称郎窑），景德镇御窑场烧出了着名的“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等红釉器，使高温铜红釉再现辉煌。因此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等红釉笔筒，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此外，一些仿宣德青花、仿成化斗彩纹饰的笔筒，出现的时期也大致在这个时候，它们共同代表了康熙晚期瓷器制作的水平。

以考古学上类型学的方法分期断代

采取考古学上类型学的方法，对某一个时期色调、胎质、造型以及装饰风格相同的器物，通过排列组合，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期断代，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方法。笔者试图以此方法，再次对康熙笔筒作出分期判断。

按青花色调变化分期：在康熙笔筒中以青花瓷器数量最多，通过不同时期青花色调的变化，也可以作出判断。康熙青花笔筒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以前的器物。这个时期青花笔筒的色调较灰暗，明显带有明末清初的痕迹。如釉面肥润，釉呈青白色，青花色调迷混不清等。康熙十年以后，笔筒上的青花才逐渐出现青翠艳丽的色调。

中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的器物。此时青花笔筒因为大量使用上等的珠明料，所以青花呈色青翠亮丽。又由于在绘画技法上借鉴了中国画“分水”、“皴染”等技法，突破了传统的“平涂”技法，所以画面层次鲜明，达到了“墨分五色”的效果。这个时期青花虽然品种繁多，有蓝釉青花、哥釉青花、黄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釉里红和浆胎青花等，但笔筒上主要以白釉青花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