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

——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

近日从艺术网站上读到路易斯•加姆尼则谈艺术教育的文章——《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艺术教育？》。路易斯•加姆尼则从美国埃默里大学将关闭其视觉艺术系一事谈起：

自九月起，埃默里大学将关闭其视觉艺术系。系主任罗宾·福尔曼(Robin Forman )写了一封标注日期为2012年9月14日的信将该消息告知全系。通过一则2014年3月的艺术和教育公告，该消息在脸书(facebook)上变得热门。我不清楚这期间的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削减系所的效果远未达到。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财政上难以承受”、“学术上的决策”、“迈向诚实的一步”、“对市场状况的敏锐观察”）关闭视觉艺术系，埃默里大学的这一举动都发人深省。“除了视觉艺术系，他们还计划削减教育研究系、新闻系和体育系。另外，西班牙的研究所课程、经济学和文学院的录取也将暂停。据福尔曼说，这些决定对埃默里大学维持它的全国杰出自由大学之一的地位来说是必要的。或许更重要的是，学科削减和再分配将有助于培养出本世纪的领导人。”路易斯•加姆尼则接着写道：“我并不深信艺术系或艺术学院。也许埃默里的例子是检查他们的关联性的好机会。埃默里的决定是预示了美国学术界的未来，还是仅是一次短暂的热潮，这还不清楚。不管怎样，埃默里的这些发展引发了关键问题：艺术学院实现了哪些功能？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我曾把艺术机构教育称作欺诈。执教35年，我大概教过五千个学生，是他们保证了我的工资。可能他们中的500个希望能够在画廊巡展中获得成功，这500个中的20个或许能真的成功。那意味着剩下的480个学生希望靠教育为生。那么反过来，他们中的每一位又将要5000个学生来保证他们的工资。仅是一代人，所需要的学生就会增加到两百四十万人，这只是考虑我一个人的学生而已。难怪这个系统即将崩溃。在《什么是当代艺术？》杂志中，基于美术硕士学位不保证就业的事实，安东·维多克用‘非法传销’这一术语来描述艺术教育系统。”

路易斯•加姆尼则的思考着实发人深思。中国的艺术教育会不会崩溃？我想崩溃的风险是存在的。当然，作为从事艺术教育的一名教师，绝不可以仅仅出于一己私利（担心自己失业）而拒斥讨论、反思、反省艺术教育。中国的教育是不令人满意的，而在不令人满意的教育中艺术教育堪称之最，这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现在，中国的艺术教育是一个“特例”。

路易斯•加姆尼则认为艺术或许从未融入教育：

为什么艺术要和其它学科混在一起呢？埃默里的决定把艺术当成一小薄片，使它再也不能融入到教育这块馅饼中。但或许艺术从未融入教育中。提供一个需花费25亿美元而经济收益却可疑的学位有什么意义吗？过去当学生找我注册视觉艺术专业时，我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究竟是什么让你们这么做？”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常使我觉得自己不该成为一位艺术家，而该成为一位精神病医生。

他的意思我想是，尽管当前全球各地艺校林立，艺术教育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突破），艺校的教育越来越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艺术教育尤为典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校以超出人想象的速度增多，伴随着艺校的增多、扩张、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通常被视作“文化劣等生”）涌入艺校。但艺校和艺校学生人数的增多显现的并非艺术教育或艺术的繁荣。恰恰相反，其显现出艺术教育的危机。我曾在《艺术概论》的课堂上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为什么学艺术？”学生的回答（告诉我的答案）五花八门：“被父母逼的”、“为了升学（考大学）”、“喜欢画画”……其中，“被父母逼的”、“为了升学（考大学）”是绝大部分“艺考生”的答案，“喜欢画画”（对艺术感兴趣）的学生屈指可数，当然还有其它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艺术教育者）所面对的现实。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艺校的领导和教师能做什么？

教育部应该对中国教育的未来负责，这点毋容置疑。然而，至今，面对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教育部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改革指导思想，因为中国的教育尚未“溃烂”到能“逼迫”教育部制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的地步。而作为“特例”的艺术教育，似乎在近些年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2011年，教育部发出通告，2012年以后入学的艺术类本科学生，将不用再拿文学学士学位，他们将被授予艺术学士学位。这便是说，艺术学成为继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之后的第13大学科门类。长期以来，艺术学隶属文学门类，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独立后的艺术学具体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而美术学与设计学通常是美术学院并列的两大学科。这一决策是必要的，但其远未满足人们对艺术教育改革的期望。当然，教育部的另一决策是需要引起艺校和民众重视的——扩大艺术专业硕士的招生比例、压缩（减少）学术硕士的招生比例（比重）。这一决策似乎回应了部分人“英语考试扼杀天才的指责”（因为专业硕士对文化课的要求降低），同时也回应了“艺校培养出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越来越多艺校毕业生失业的批评”（艺校应该培养更多适应并服务社会的“人才”，而不是向社会输送越来越多的“遁世者”、“厌世狂”和“对抗狂”），貌似是“一箭双雕”的伟大决策。然而，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我们的决策部门一直在助长“分裂”（工匠、技师与知识分子、教师的相互鄙视、对立）。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不应该指向培养“工具”，而应致力于“人生的完满”——帮助受教育者实现人生理想。 中国已迈入“市场经济时代”。面对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计划经济”的老思维已不合时宜。具体来讲，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则应做好监管工作。旗帜是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教育改革的旗帜应该由教育部竖立。但政府、教育部所给出的类似总纲的改革方案、政策比较抽象。

我们不能将政府、教育部制订的改革方案、政策当做“政令”来理解。这不光是说政府、教育部给出的改革方案、政策不一定是完美的（政府、教育部的总体改革方案、政策应该接受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实践的检验——包括接受民间思想家及普通民众的质疑等），而且是说改革方案、政策的制订应该充分尊重改革对象的特质、条件等。这时，艺校的校长、院长需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担起担子），根据艺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改良战略。包括硬件设施的优化、师资结构的优化、生源素质的优化、公共关系的优化，等等。我不赞成关闭美术学院，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因为中国人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还没有提升到那种需要关闭学校的程度。对于艺术教育更是，中国的艺术教育比起普通的教育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严峻的形势并非指“关闭的风险”，而是指审美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仍然是陌生事物。这在我看来是综合性大学美术系（学院）的机会。

长久以来，许多人在争论：美术学院到底应该培养“艺术家”还是培养“艺术教师”（美育者），一些人甚至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我看来，美术学院既可以培养“艺术家”也可以培养“艺术教师”（美育者）。不同的美术学院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做出总体战略规划。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对于社会来讲，专门的美术学院有培养“艺术家”的责任，与之相应，师范类大学的美术学院有培养“艺术教师”（美育者）的责任，而其它大学的美术学院有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责任。当然，即便美术学院既可以培养艺术家又可以培养艺术教师，也可以对学生提升人文素养有所帮助，其依然面临着“被迫关闭”的风险，因为这个社会根本容不下足够多的艺术家和艺术教师。何况审美是主体自觉的活动，与艺术家和艺术教师无关。

最后谈一谈教育家（伟大的教师）。教育家应该（理所当然）是教育改革的主力军。但是，颇为讽刺的是，中国的学校多官僚和生意人而缺教育家。学校的“行政化”在人们的反对声中越来越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教师能做些什么呢？教师在如今的学校已被彻底边缘化了。而教师的边缘化不仅仅因为学校的行政化越来越严重，还包括教师自身的堕落、学生求知欲的普遍下降等。我曾有一次在课堂上无奈地对学生讲：“现在，老师精心准备的一堂课对你们的影响远不及一部韩剧对你们的影响。”现在大学的“公司化”、“企业化”管理正在进一步削弱着教师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的学校也会像公司、企业一样再也不需要乐于教育（改变）他人的“教师”了，而只需要“员工”，而教师终有一天会成为得不到《劳动法》保护的打工仔、教育民工。谁应为中国的教育负责？政府、教育部、校长（院长）、教师、学生……恐怕人人有份。

总之，没有最理想的（艺术）教育，只有更好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改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逐步改善。（艺术）教育的改革对于决策层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教师、学生则是需要其积极参与的。即是说，教育的改良需要集思广益，其并不只与决策者（政府、教育部）有关，也并非只是决策者（政府、教育部）的责任，而需要管理者、教育家、学生共同努力。而前提是要有作为的政府、教育家、学生。倘若大家依然破罐子破摔，那（艺术）教育的改良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