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于隋，行成于唐，完备于宋，强于明，衰于清末的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国实施了1300多年。这种通过官方组织考试选贤举能、举荐官吏的制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世界贡献了“大考试”这一伟大创举。科举派生的两个最有影响的孩子便是“馆阁体”书法和“八股文”。到了晚清后，因为这种制度和应试的模式、办法存在太多的不合时宜，受到人们广泛的诟病而被历史抛弃。但我认为它在中国现代教育中依然阴魂未散，对我国现行教育仍然具有无形的杀伤力，中国画教学自然也难逃其害。　　科举和“馆阁体”、“八股文”的最大危害是无限扩大共性，无情地抹杀个性。通过严格、规范的内容，以“铸模”的方法将每个学子，考生的思想、行为和表述方式丝毫不差地统一，实施完完整整的“一个调”、“一刀切”、“一锅煮”，越雷池一步，必陷万丈深渊。为此，多少莘莘学子为了求得功名不得不老老实实，亦步亦趋地跪地爬行，那些稍有离经叛道者，只能是寂寥一生，空空悲切。

分析我国现有的院校中国画教学模式，仍处于“后科举”和“新馆阁”、“新八股”模式：统一规定的素描、速写、色彩和创作构图等专业加文化考试，无论是设计、国画、油画、雕塑，中央美术院和其他综合类院校一律一个内容、一个考试评判标准，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形式和套路都不曾改变。所以，我国许多孩子在高中学习阶段综合成绩掉队后，为了能进入到高等学府，有些从未接触过绘画的只要能找到美院深谙此道的老师跟踪针对性指导一年，便能顺利跨入专业院校。研究生、博士生考试如果外语和政治成绩不能过关，专业再好也只能望洋兴叹。前不久，一位中国顶尖级美术院校中国画专业的在校研究生拿了一叠中国画作品和一些自己的作品集子让我评评，我一看真的傻了眼，不觉怀疑起其身份了。老师、家长和学生在高中阶段只盼“金榜题名”，被应试教育机器打磨得没了棱角。进了院校，院方只为学生顺利毕业，实行严格规范的齐步慢走战略。而那些有点思想，又不受调摆的学生，往往都被当做老师的眼中钉，处处受到刁难。学生的个性往往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毕不了业、拿不到文凭。还有不少老师，师德沦丧，“只重衣裳不重人”，谁家庭条件好、关系广、送礼多，特别是还能让家长买自己的画的学生便能获得很多机会，包括参展评奖、考研、留校等等。

反观欧美国家的艺术院校，学生一进校就不上基础课了，主要集中精力进行学生审美、艺术史、人文知识的培养，对学生艺术潜质和创新思维能力实施有针对性地开发，怀疑和批判是学生素质的必备。可是，我们老师往往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便是告诫学生：在校必须老老实实跟我学，毕业后该咋画就咋画。不论是谁，一进门都得关在教室围着老师画上一年半载的石膏和人体素描，又是一年半载的古画临摹，再就是到定点的写生基地画风景、拍照片。老师和校方共同的责任是，以学生顺利毕业找到工作为第一要务。而就业单位对接受对象的要求也很简单：考试！除了面试要表现很乖巧、老成外，关键是画要周周正正，否则只有像流浪在798和宋庄的艺术家，衣食难保，勉强度日。同样，老师的晋级评职称也要考，管你什么专业都必须过计算机几个模块和外语，老师浪费大量的时间，疲于应付，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稳定。为此，流失了一大批有艺术天赋的优秀人材，使专业院校的教育永远停留在“填鸭式”，或是“老夫子”教“小夫子”，而非“大艺术家”带“小艺术家”模式。

全国和地方的各类画展的评判标准也完全统一在“新馆阁体”也即“院体”样式上，走进展厅一排排的作品如出一人或几人，一眼便能认出这批是张三的学生，那批是李四的弟子。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大多数像流水线产生的面包、罐头，一个形状，一个味道。画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贴题签谁也不会认出来。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教育方式又被我国一些美术研究和专业创作机构的大师们复制，各种“高研班”、“大师提高班”、“精英班”都无一例外地按院校的程式如法炮制。终结“科举式”招生，“馆阁体”和“八股”式应考和教学主要是国家立场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事。症结严重又事关全局，不从体制上下狠劲，彻底解决利益纠葛、权力腐败和结构性不合理的问题，就永远无法撼动这种低质、低效和资源浪费的局面，更不可能为中国画的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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