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受管郁达先生之邀，去成都参加他策划的一个展览，期间碰到了川音美术学院的王承云教授。王承云拿了他带的试验班不少学员的作品给我看，那些风格迥异的作品与试验手法让我耳目一新，顿时觉得眼前一亮。此前，我对川音美术学院甚至抱有过一些偏见，记得曾经对他们学员表演的一个行为艺术还发表过批评看法。但这一次读到王承云拿来的作品后，我原来的偏见一扫而光了，不仅如此，我还油生出一种钦佩。在这样一所刚成立不久、非重点的美术学院，能够培养出这么多让我刮目相看的学员和作品，当然跟老师的教学理念与辅导思想分不开。也许正是因为地处边陲，又是新学院的缘故，像王承云这样从德国回来的艺术家，才能将新的教学思路带过来，从中试验各种可能，探索各种途径。如果是换成老牌美术学院，受各种师承关系的制约，是很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教学上吸纳新的创意的。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艺术教育这么难改革?

中国目前的艺术教育，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五十年代模式，即徐悲鸿创见的技术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以写实主义为中轴，分离出国、油、版、雕四大门类，各门类之间虽然有着技术手段的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为了服务于一种意识形态。近三十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艺术教育也有所触动，首先是为一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标准打破了，由此增设了不少新的系类。但是，专业虽然增加了不少，根本问题却仍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意识形态.瓦解之后，艺术教育何为的问题仍然被悬置了起来。这种悬置使得此前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艺术教育变成了讨好市场的艺术教育，各种门类之间的关系不是拉近了，而是更加疏远。因为离开了一个既定的标准，各门类之间只有不断突显自己特有的技术优势，才能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生存。最近一年多，我接触到文化部一些直属的协会，比如油画协会，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等等。一个突出感觉就是，这些协会在脱离了原先的政治任务之托后，纷纷跑到了市场条件下抢羹分。油画协会当然是要强调油画的分量，书画研究会肯定是要倡导国画的价值。这使我联想到艺术教育的改革问题，其实并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出在一部分教师们狭隘的偏见，以他们自己的专业所长在市场上获得的声誉影响后人，以至于加剧了技术主义在学院的泛滥。那么，艺术教育到底应该教会人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回到1949年之前的传统吧，也许在那里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启迪。

早在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就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是我们已知的关于现代艺术教育的最早启蒙。事实上，在传统中国，艺术教育虽然没有被近代这样提到宗教的高度，但是作为一种文人士大夫阶层必备的修养，更多还是跟思想史相关联。正所谓“大道无术”，说的就是艺术修养不是技术操练，而是精神层次的提升，实际上是跟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与文化修养密不可分。所以，至近代以来，思想家们的启蒙，首先就是从艺术即美术的启蒙开始。正如鲁迅早在1913年所作《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在这里，鲁迅把美术说成是国魂之现象，可见，美术在他们那一代人心里有多么重的分量。当然，鲁迅他们那时候提到的“美术”，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美术，而是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泛指音乐和美术甚至文学等一切与审美相关的精神创造活动，绝不是后来艺术教育中突显的技术。民国时期，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与讨论还有很多很多，王国维、吕澂、范寿康、戴岳、朱光潜、宗白华等等都曾对此有过涉猎。正是因为这些人对艺术精神的重新发现，以美为特征作为现代思想的启迪，才开创了一个启蒙时代。对于我而言，那是一个无尽向往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思想自由，更因为思想者们能将这种自由的理念贯穿于他们的教学实践。正如“五四”前后的北大，三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在教学上的开放引活、多元并蓄一样，可谓是真正实现了海纳百川的大文化理想。我始终认为，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只有回到那样的一个起点才可能会有希望。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对川音美术学院的这种开放式教育产生了兴趣，尤其是他们偏于野路子的艺术实践，在我看来，正是对今天中国艺术教育中那种固有成见的破除，而这种破除又有谁能否认不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重新树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