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组织建国瓷生产的建议，旨在抢救、挖掘和恢复全国各地的名窑名瓷，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周恩来总理采纳并支持郭老的意见，1952年2月宣布成立由轻工部科学研究和美术设计方面的专家成立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由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江丰和张仃任副主任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担任设计工作，景德镇、哪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2月23日，当时还在清华大学管建系执教的高庄教授，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专门写给他和莫宗江，王逊三人的信件，他在信中对建国瓷的设计制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极大的热情。来信说：“倘能请到高庄先生来主持中央美院陶瓷科，我想在三年内可以陆续完成现有之理想… …我们试制(创作)新中国瓷，可由国家定制，尤要在民间普遍烧制。”徐悲鸿在信内还特别提到了景德镇的霏红瓷失传的问题，认为“是色釉配制，必须走群众路线。试制时如果不成，从小瓶小碗开始也行，打开一个局面也是值得的。”由此可见，身为艺术教育家的徐悲鸿不仅为中国画的传承付诸全身心，更为本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所担负的“建国瓷”的设计重任，梦萦情牵，可谓用心良苦。

不久，随着国内大专院校的调整，高庄由清华大学调至中央美术学院，不过并没有主持美术系陶瓷科的领导工作。1952年10月，建国瓷的设计制作工作，全面开展。高庄教授率祝大年，梅健鹰等人组织的中央美术学院实习组来到了景德镇。他们的到来，在于有计划、有目的地恢复并发展中国的传统陶瓷技艺，有组织、有目的地协同各方人员共同参加工作，发挥了各方而技艺人员的才能和专长，在研究和发掘传统技艺方面，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际分析，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恢复了部分失传和濒于失传的优秀陶瓷品种，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提出的“发展祖国文化遗产”和“多点发展，百花齐放”的建国瓷生产的指导思想。

高庄一行来到景德镇后，在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首先对景德镇的瓷土原料、瓷釉配方、烧成操作和造型装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继而由市委宣传部出面，从各个工艺美术合作社和私营瓷厂内抽调了三十多位在彩绘、成型及颜色釉配制卓有影响的老艺人如王大凡、王步、魏庸生、潘庸秉等人和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工人组织学习和培训，这些年轻人中有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培训的地点设在景德镇久弃的天主堂，这里环境安静。场地宽大，不易受外界的噪扰。参加培训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甚至说是政府“发彩”(分配彩烧瓷器)，烧制类似于“洪宪瓷”的仿古瓷。于是，一些人把自己精心彩饰的重工粉彩瓷交来评选。高庄因势利导，结合这些瓷器讲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由于景德镇设御窑厂，故而“任其百尔，执事媚滋一人”，一切都以皇帝的爱好和要求为旨准。现在的陶瓷艺术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所以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像康雍乾三朝的瓷器要去其糟粕，选精去粗，再也不能有繁缉、庸俗封建迷信的旧习，再也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基础一味仿古。话虽说得尖锐些，但仍有人不以为然。当高庄把特意带来的许多民间工艺美术品如竹雕、年画、剪纸等摆出来让大家参观品论时，有人就说：“什么民间剪纸？不就是妇女家用的鞋样子嘛。”只有曾龙升对天津泥人张的《包饺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段茂发则对新安版画看得痴迷入神。而王锡良、张松茂等人始终兴致勃勃地听高庄对各类民间工艺品的讲解和分析，觉得如醒潮灌顶，耳目一新。第二天恰逢星期日，高庄嘱大家不必上班，自由安排活动。许多人都觉得很新鲜，因为大家在私家红店、作坊干活，哪有什么“法定休息日”的概念。本来几个年轻人相约到“厂前”逛逛， 听说梅健鹰、祝大年去郊外写生，都临时改变了主意，也随大学生们去黄泥头看看。

这一去，使得王锡良、张松茂等人懂得了什么是写生，什么是素描，什么是油画，什么是水彩画，懂得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自然的造化，更理解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道理，有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感性认识。从此后，受到启发和影响的一大批景德镇陶瓷美术工作者都把野外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在当时封闭而保守的陶瓷艺坛，不营吹进了一股清新鲜活的春风。

经过一个半月的学习和宣传，正值中央政府轻工部和文化部下达了组织赴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展览瓷的任务，大家铆足了劲，决心为国展多创作一些好作品，为景德镇争光。炽热的创作激情似乎冲淡了建国瓷的本来色彩，以至于这些参加学习的人在后来的回忆中记不起建国瓷的起始，而只有出国瓷的印象。

杨永善在他的《中国的陶瓷》一书中写道：“建国瓷的设计制作工作由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完成了73556件产品。”江思清在《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述：“建国瓷委员会在这年(1953年)创设了‘ 建国窑’，用科学方法制造了建国瓷器，烧造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它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以表达出新中国的蓬勃气象。”继而，作者又指出：“1954年3月，在市委宣传部领导下又成立了以研究和生产相结合的美术陶瓷工艺社，吸收了全市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美术工作者二十七人，由政府供应薪傣，抽出研究学习时间，创作作品主要为负担中央任务，他们与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科师生的密切合作，进行出国瓷任务。”在这段时间里，高庄、梅健鹰、祝大年等师生们与景德镇陶瓷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设计瓷上的装饰纹样，一起试制失传的颜色釉瓷，一起烧造器型新颖的日用瓷，赚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也激发起他们日益高涨的积极性，时年七十多岁的艺人吴龙发老当益壮，精心绘制了一块尺八青花大圆盘。在预展中获得中外专家的一致赞誉。此外，在恢复失传的颜色釉中，其中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桃花片)、霏红、天青等七种获得了成功， 可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媲美。同时还研制出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三种色釉。

历时三年的建国瓷生产，经过设计委员会的严格甄选，共计73556件，而景德镇入选的有24531件，占全国产瓷区的三分之一强，成绩最为突山。这些瓷器是分批送审的，1953年景德镇送审的有10438件。当年十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保和殿举行的“建国瓷”预展中，景德镇瓷器的新面貌、新气质和新形象给人印象最深。徐悲鸿和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在高庄、王逊、莫宗江等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并指出：建国瓷的制作，是新中国的创举，是陶瓷事业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在工作进行之前，必须澄清陈腐的传统观念，在工作进行之中，必须经常总结经验，在即将完成任务之际，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不骄不燥的工作作风，逐步使建国瓷的质量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周恩来总理指示，从建国瓷中精选部分赴国外展出。景德镇瓷器在1953年先后在苏联、保加利亚、瑞典、德意志(莱比锡)、蒙古等国展出；1954年复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罗马尼亚、印度、缅甸、叙利亚等十四个国家展出：1955年在蒙古、朝鲜、瑞士、英国、法国展出。

在历次展览中，人们对景德镇瓷器评价最高，可谓观者如云，好评如潮。他们对各种颜色釉、青花、古彩、粉彩、斗彩、薄胎花瓶、薄胎碗等均极感兴趣，视为珍品，如200件青花斗彩牡丹花钵和粉彩十二牡丹的薄胎碗、粉彩人物《梁红玉击鼓》花瓶、50件粉彩《木兰从军》花瓶，古彩描金《荷花》梅瓶、粉彩《万花》尺六果盘、黑叶描金《牡丹》茶具，一致认为装饰大方、色调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对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采茶扑蝶》、《迎红旗》、《志愿军在朝鲜》、《祁连山探勘队》、《小孩放鞭炮》、《东北舞》以及反映民间故事的《梁祝姻缘》、《白蛇传》等，认为这些作品随着内容的变革，突破了原来单纯的传统模式，在创作上并吸收了剪纸、年画、雕刻的表现方法，是充分体验生活的成功创作，赞誉为“划时代的进步”。

倍受徐悲鸿等艺术家关注并赞赏的霏红瓷，它那种光辉绚丽夺目但又深邃入火的红釉色彩，使人感到愉悦而又尊严。这种富有民族内涵的红釉瓷从宋代到清代时传时衰，曾几度失传。此次藉“建国瓷”的东风不仅有了恢复和提高，而且做了科学的物化分析并记录在案，为今后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展品中的数件霏红装饰的扁肚天球瓶和四方芭蕉瓶，就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那年岁当三十岁的王锡良创作的一件尺二《采茶扑蝶》圆盘，其造型之新颖，色感之馨和，主题之鲜活，为众人所瞩目。1954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景德镇青年一代的陶瓷艺术人员，在贯彻‘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下，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提高了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扬了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积极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采茶扑蝶》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是健康向上的、明朗清新的，随时在唤起人们对青春、对生活的热情。”

章鉴画的一块粉彩《读画报》圆盘，表现的则是“两个哈萨克族的少女在看《人民画报》，画报上是一副毛主席像，从她们微笑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对于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

“建国瓷”自1953年到1955年期间，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展出。诚如缅甸总理吴努在参观展览后写给驻缅大使姚仲明的信中所言：“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构成展览会中最出色的、独一无二的效果的一些瓷器。我认为：它们的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建国瓷的生产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她毕竟在中国陶瓷史和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留下了足以引人自豪的难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