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诸神之宴》是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于1514年创作的。画中众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定位

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产于景德镇，它蓝白相映，晶莹明快。16世纪，青花瓷传入欧洲，在全球掀起“青花瓷热”。

然而，进入18世纪后期，西方对中国瓷的狂热迅速下降，之后青花瓷的出口渐渐停止。

青花瓷热是如何衰落的？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芬雷所著的《青花瓷的故事》，试图给出答案。该书最近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中国式审美渐渐被西方厌倦

1700年开始，中国瓷器的出口风行一时，18世纪中期达到高峰，但到了该世纪后期，荷属和英属东印度公司中止进口，瓷器销欧业务戛然而止。

究其原因，罗伯特·芬雷认为，不能只用西方瓷器加入竞争来解释，因为整个18世纪，从中国进口依然比本土生产便宜，而且，中国瓷器也被普遍认为质量最佳。“事实上，中国瓷热之所以‘退烧’，主要出于精英的时尚品位、审美意趣和知性观点已然发生改变。”

18世纪初，一些英国瓷厂的瓷器结合了中国瓷釉洁白纯净、色泽艳丽的特质，又结合了古典西方的审美准则，这样一来，使中国瓷器在外观上失去优势。

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瓷上绘画，一直有两种倾向。一方面，他们欣赏中国画自由、灵动的空间感，但另一方面，受文艺复兴的影响，西方人希望瓷上绘画更有透视感，渐渐对中国式美学产生视觉不适。

同时，欧洲进入自己的帝国时代，加上欧洲商人认识到中国官吏腐败衰弱的一面，西方知识分子认为不应该再以中国为榜样，不由心生对中国审美标准的蔑视，慢慢开始反对中国。“一旦中国模范跌落宝座，中国瓷也随之一起摔下来。”

不思进取导致西方技术反超

在18世纪，中国瓷业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欧洲瓷业的发展也相当惊人。在很短时间内，西方就找到了高岭土和瓷石资源，造高温窑，开发新配方，开创了新的技术和纹饰风格。他们进一步掌握了制瓷诀窍，以致中国陶匠反过来学习西方的瓷器制作和纹饰技法。

1704年和1756年，欧洲先后研制出两种前所未有的釉色：普鲁士蓝和蓬巴杜玫瑰红，创立出一种强烈、新颖的色彩感受。另外，珐琅彩也被引入瓷器制造中。西方的创新引起中国的关注。康熙皇帝指派两名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和马国贤，指导中国工匠学习珐琅技法。

反观中国，青花瓷是景德镇的独门发明，一枝独大的地位让景德镇失去革新的动力，生产技术上的优越，反而成为自身的陷阱，疏忽了来自欧洲的竞争，于是慢慢丢失市场。

清朝政府对景德镇的支持也三心二意、漫无章法。1786年，正在英国陶瓷大举挺进国外市场的时候，为削减政府员额成本，清政府裁撤了督陶官一职，景德镇面临无人当家掌管的局面，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此大打折扣。

书中，芬雷指出，在世界陶瓷史上，中国瓷对西方的影响其实只是一段短短的插曲，东西方瓷文化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因为这场相逢，促使西方投身与中国竞争的战场，并最终战胜了中国瓷。”

书摘>>>

英国工业完胜景德镇作坊

玮致伍德是一家英国陶瓷公司，由英国人玮致伍德创立于1753年，该公司大举进军国际陶瓷市场，直接导致了中国瓷在欧洲的落没，玮致伍德也被称为“全宇宙造瓶总监”。

在瓷器设计上，玮致伍德鄙视中国瓷，认为是错谬走样的设计，有辱适当的比例和体面的品位。他的瓷器设计奉行新古典主义，体现他的设计理想——理性、纪律、冷静，以精神升华高贵。

玮致伍德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生产他的陶瓷。他从欧洲多地购进高岭土，但其最赚钱的产品乳白陶却没有使用高岭土，而是以白色黏土加燧石末为胎，烧出的瓷器洁白坚硬，施加彩釉可产生如斑岩或玛瑙的效果。他还独创了“浮雕玉石”系列，这是一种白色炻胎，非常适合新古典主义装饰。

玮致伍德引入机器力生产，令他的伊鲁里亚厂的效率比景德镇高出甚多，而当时，景德镇的运作仍属劳力密集、作坊型的组织。他还采纳新式转印技术，大幅加快了生产速度：先以铜板蚀刻图案，然后施墨印于纸上，再转印到待装饰的器物上。直至18世纪末依旧依靠手绘的景德镇，此时已经赶不上用机械印花的英国瓷厂生产速度。

工业面创新以外，玮致伍德还搭配新的营销手法，使生产面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和时尚变化。他游说驻外大使和英国旅人在各地美言他的产品，还首创许多新技术，日后成为现代商业经营的基本事项，诸如：市场调查、存货盘点、旅行推销、退款保证、图案画本、报纸广告、请名人代言等。

1795年，玮致伍德去世，他的墓志铭宣告：“他已将一个粗糙、原始、无足轻重的小小制造业，转换成高雅的艺术。

玮致伍德不但以匠心独运的经营手段为自己创造优势，更因为海上称霸，为自己的产品进军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