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红釉瓷器，是指以铜、铁、金等作为主要呈色剂，使其釉色呈现出不同红色调的彩釉瓷器。在宋代之前，以铜做呈色剂烧造的器物却是绿色，这说明同一原料在不同的烧造气氛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这种铜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则呈红色。北宋晚期，河南禹县成功地烧制出了紫红釉器物，这就是著名的钧窑瓷器，这种钧红釉即为早期红釉的代表。

文献记载表明，明代永宣时期红釉的品质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更是被后世人供为至宝。然而，这种鲜红釉瓷器的生产技艺却在宣德以后失传，正如《大明会典》所述：“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矾红。” 矾红又叫“铁红”，属于低温釉上彩料，较铜红而言，矾红在烧造过程中发色稳定，几乎不受气氛影响，成品率较高。但作为釉上彩料的一种，矾红彩无论是光泽度还是釉质上跟高温铜红釉相比都望尘莫及，并且其釉彩层薄，较易剥落。但由于之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始终未得到恢复，因此低温矾红彩作为高温红釉的替代品，一直发展、使用着。直至清康熙时期，这种失传已久的烧造技术终于在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康熙朝亦成为红釉发展史中的集大成时代。

清代的制瓷技术在前代卓越成就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单色釉生产方面，康熙官窑红釉瓷器的出现，改写了明代铜红釉失传已久的局面。清代初期，政府沿用了明代景德镇御器场的烧造制度，于顺治十一年改御器厂为御窑厂，由工部或内务府派人监理。康熙十九年，由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督造御器烧造，次年又差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等来景德镇督办，世称“臧窑”。康熙四十四年江西巡抚郎廷极来厂督造，出品不凡，世称“郎窑”。明代以前，红釉器品种相对单一，统称“鲜红”釉瓷，明代永宣红釉由于主要用作祭器，仅供皇家专用，民间禁烧，因此名曰“祭红”。清代红釉瓷器较明代更为平民化，这也是红釉瓷器在清代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康熙红釉器的藏品数量和品种可以看出，当时制瓷工艺的发展和探索红釉烧制工艺的道路正趋于成熟。康熙时期的祭红釉具有与明代红釉相同的特征：发色深沉，釉不流不裂，表面呈橘皮棕眼等。足可见清代御窑厂仿明代红釉器的水平之高。

康熙朝所烧的铜红釉，除郎窑红、豇豆红外，尚有祭红釉，为仿明代永宣时代的红釉器。祭红釉有别于郎窑红的浓艳透亮，也与豇豆红的淡雅柔润不同，其釉色深沉失透，釉质均匀。

康熙郎窑红得名于当时的督陶官郎廷极，也是仿明代鲜红釉的成功之作。由于釉料配制和烧成温度稍有不同，所以色调比宣德红釉浓艳，釉的流动性增大，光泽感强，釉面有细碎裂纹。釉在高温下会向下流淌，所以口部露胎，呈现出淡青、粉红或米白色的“灯草边”，集聚在底部边缘的积釉呈色较深，接近黑红色。器物底足有白色、炒米黄色的称“米汤底”，浅绿色的称“苹果底”。

豇豆红是康熙时期的又一名贵品种，代表康熙红釉的最高水平，此品种釉面匀净，不流不裂，色调淡雅，酷似豇豆的红色，又带有绿色苔点，釉质莹润无比，烧成条件极难掌握，铜在高温下需呈现两种状态，红和绿都出现在同一器物上，工序繁琐，属铜红釉中最难烧制的品种，故传世实物不多，以文房小件为主，全为官窑烧造，底都有“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豇豆红釉器有多种名称，如“娃娃面”“桃花片”“美人醉”“美人霁”等。

珊瑚红釉始于康熙，属低温铁红釉类，釉色均匀，红中闪黄。胭脂红釉为康熙年间由西方传入我国，雍正、乾隆时尤为盛行，均属官窑制品，又称洋红，属于低温粉红釉。胭脂红釉以黄金为着色剂，根据颜色浓淡分为胭脂红、胭脂水、粉红。

清代前期单色釉工艺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官窑器上，名目繁多，品种多变。祭红是明、清红釉器的发展主线，影响深远，从文献记载中可知，祭红、霁红、鸡红、积红、宝石红都为同一品种，釉面特点是发色深沉匀净，不流不裂，口沿和底足有整齐的白色边线，祭祀专用。郎窑红釉面与祭红和豇豆红不同，釉面有开片，有垂流现象，口沿露胎，器形均为康熙标准式样。与祭红和郎窑红相比，豇豆红釉面细腻柔和，有通体一色的红釉，但不如祭红深沉；也有略带桃红斑点或深浅不一的绿斑，均为官窑制品。豇豆红烧成难度最大，多为文房案头用具或摆设。这说明清代红釉器的功用不仅限于祭祀，也为了陈设和赏玩。

康熙红釉器的发明是红釉器推陈出新的开始，从宋代到明初红釉烧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再到永宣时期红釉的黄金时代，标准的鲜红釉已烧制成功。之后虽失传了二百多年，但康熙年间攻克难关得以恢复，使得施釉工艺日趋完美，品种更加丰富。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康熙红釉瓷器不是单纯地模仿永宣红釉，而是寻求创新，在创新中重新诠释了艺术精品，为世人展现了中国瓷器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