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生活在大都市里，虽然心里有那么多不满，同时你又离不开它。”

这是杨泳梁在2015年央视纪录片《园林》中说过的话。在纪录片的镜头中，他一边行走在即将消失的城市废墟、搭乘轻轨抓取夕阳落在楼宇间的金黄颜色、站在浦东陆家嘴的天桥上仰望高耸入云的超级建筑，一边用相机记录下一幅幅城市影像特写。彼时的他正在为新作品《桃源纪》拍摄素材，旁白如此形容他的创作：“相机好似他的画笔，他想拼凑出一个摩登时代与自然生活的裂谷间，正在失落的桃花源。”

这位1980年出生于上海嘉定的艺术家自年幼起就接受了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教育，2003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2005年，杨泳梁开始从事当代艺术的试验与创作——传统绘画艺术的基底，有了数字科技的加持，成为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令杨泳梁声名鹊起的标志性创作实践始于2006年的《蜃市山水》系列。通过成千上万张建筑摄影照片，他严格遵从传统山水画的构图与笔触，拼贴出一幅幅乍看之下与山水风景无异，实则充满后现代异化感的摄影拼贴作品。

反思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人与自然存在的破坏性作用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虽然这在城市化扩张速度迅猛的当下中国显得尤为严峻，但现代化的力量终将席卷全球，因此杨泳梁从来不认为他思考的仅仅只是一个“中国问题”。但他又觉得，从创作《蜃市山水》到现在，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激进和愤怒了。

“数字山水”的出发点是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反思
“很多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创作，我是觉得，这是比较自然发生的，和我的教育背景相关，和我的成长经历相关。”

杨泳梁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摄影艺术家。在学校里接受完整的实用美术教育后，摄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比绘画更容易获取信息的艺术工具。单张照片的重要之处是它包含的建筑整体形象，在杨泳梁的编排下，它们化作“山水画”中山石树木的纹理、质地、阴阳和向背，在戏仿中又无比严肃，在熟悉中又无比陌生。

以城市和山水为创作主题，亦和杨泳梁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他在嘉定出生长大，始建于宋代的秋霞圃是他的儿时乐园，“那个园子特别好，没人，你会觉得那个园子就像自己家的后花园。”外婆家的田园气息也令他回味至今，“在葡萄藤下的一家人一起吃饭，有葫芦挂着，有蝴蝶飞来飞去的感受，有时候会有一种恍如隔世或者类似桃花源的感情色彩。”

直到上大学，杨泳梁才正式搬到上海市中心，开始慢慢熟悉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城市有城市的气味，这和在园林里或大自然的味道、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繁杂的，杂乱的。”他试图用一种他者的客观眼光去打量城市，又在栖身其间的过程中生出都市人的心境与习惯。

城市的变化越快，对旧日时光的追忆就愈发深刻。对杨泳梁来说，“数字山水”的出发点是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反思，“因为传统中国画表现的那种意境，其实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反的——审美体系也好，你想追求的境界也好，完全是反的。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反差来让别人惊醒。”

这是现代文明对于过去的反思。“现代文明不断扩张带来的环境破坏，或者说我们是用地球的资源去换取扩张。在这个扩张中势必会加速全球温室效应的形成，然后会带来部分种族的灭绝，这是必然的。”在杨泳梁看来，中国正处于这个破坏性扩张的过程中，因此最为深刻地承受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切肤之痛。但这又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继发达国家之后，发展中国家终将走上同一条道路。因此，他从来不将自己的创作视野局限于中国，虽然作品的表现形式是中国的。

“我一开始对作品的态度会比较激进，比较愤怒，我就觉得这个不对或怎样，但经历了那么多年，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这其实是挺难改变的一个规律，可能人类发展就是到了这个命数了，真的很难去改变，就是顺着车轮滚动下去。”他说。

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无法摆脱“符号性”
如今，杨泳梁已被视作中国山水画传统序列中的重要一员。他是大英博物馆版画收藏中最年轻的艺术家，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他创作于2007年的团扇形制作品《蜃市山水III》。美国乔治城大学东亚艺术与艺术史教授王慧兰（Michelle C. Wang）曾在接受“知中”采访时表示，中国现代山水画家不再拘泥于模仿传统，而是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创新实践：“比如蔡国强先生用火药来描绘山水，徐冰先生用自创的文字，而杨泳梁先生则用摄影与建筑来展现山水。”

“西方的艺术史我觉得是对前人的否定，中国（对传统）的态度就是很自豪。”杨泳梁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对继承传统的态度不一，有些艺术家比较西化，有些艺术家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教育，他们的创作思路和出发点就会截然不同。他自己属于后者。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他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站在国际舞台上被审视、被比较下激发的文化自觉。“你想承认也好，不想承认也好，始终是一个亚裔身份，无形当中别人来看你的作品一定是希望看到你本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平常会批判的那种符号性，但没有办法，这是作为中国人本身的一个包袱。”

杨泳梁看到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在作品中规避本土色彩，体现更多国际视野，但他也认为，在由西方建立和主导规则的当代艺术舞台上，他者的身份是每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你在国内很有名，家喻户晓，你跑到美国没人知道，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立场上，肯定不一样的。你在国内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到国际上就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山水之所以成为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题材，是因为它具有某种能够超越文化差异的特质：“当你把一样东西介绍给完全不理解你的文化的一个人，你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可能山水这个题材是不需要解释的，是自然当中都有的。西方也有山水，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以理解、比较共通的题材。”

但杨泳梁也觉得是时候跳出文化舒适圈，挑战自我了。就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前的半个月，他举家从上海搬到了纽约——一座全球意义上的大都市。“如果你在本土的范围里，思维永远就局限在这个地方，但如果你再跳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去，那就又不一样了。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挑战这个。”

日常生活正在新环境下重新建立，杨泳梁预见到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他的创作思路或艺术表现方式也会出现变化，但一切都仍是未知。他说，自己是一个文化上比较保守的人，但他也期待能够把身上的传统基因与西方的框架更好地融合，进入新的艺术境界。

影像作品对我来说就是增加了一个时间维度
近年来，杨泳梁开始涉猎影像作品。从2017年初至今，他一直忙于第二件VR作品《九龙图》的创作。在南宋画家陈容的原作中，9条形态各异的龙或从岩穴中飞跃而出，或仅露头尾，在缭绕的雾气中影影倬倬，或俯身于岩石之上，扭头回望。“这里有一个抽象的故事线，有些龙的形象会带你上天入地。通过第一件作品对VR的了解，我发现它的特性很善于表现一些更难或者更有趣的场景，所以我在第二件作品上强化了这一特性。”

故事叙述越来越成为他创作的核心。从2011年开始，杨泳梁有了做电影的想法，2015年，他的首部艺术电影长片《魇》（后更名为《陌入止境》）在沪申画廊放映。电影中，一个全副武装的剑士跟随一只三足乌鸦，游离于现实和幻想世界间，延续了他对城市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

在他看来，电影创作打破了艺术家孤独创作的状态，并促使他进行更深的自我挖掘，把此前隐藏在平面作品中的理念更完整地阐释出来：“我一方面想学习、了解拍摄电影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学习用我不熟悉的叙事手法去讲我希望传达的理念。电影其实是在补充我之前作品里无法解释的的一些东西。”

“在我的作品里，影像就是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他说。

杨泳梁观察到，如今的艺术家在从事艺术电影创作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满足于用DV拍摄素材，而是有了更加专业的设备与更加庞大的野心。他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现在不少艺术家有点钱了，有了创作质量更高的影像作品的资本，但他也觉得，这是有抱负的影像艺术家都会有的一个梦想，“这肯定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媒介或容易收藏的媒介，一定是花钱，然后自我探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