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或许在多年之后,《废都》的再次出版,会异常清晰地成为2009年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但作者贾平凹和出版社刻意保持了特有的低调。经过一番联系,贾平凹以书面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问题...

　　7月28日,粉红色的再版《废都》出现在西单图书大厦的书架上,悄无声息。与之相随的还有《浮躁》和《秦腔》,他们被命名为《贾平凹三部》。

　　此前的7月12日,贾平凹拿到再版的样书,百感交集。

　　两次被强调的审查

　　1993年,《废都》第一次出版。此时,他已在文坛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西安,他的声誉更为巨大。那时,他在西安城已经住了20年,但是西安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在他笔下出现过。

　　当贾平凹准备写那座城市的时候,一串串苦难接踵而至:自己患上了乙肝,母亲染病手术,父亲癌症身亡……

　　“要在这本书里写这个城了,这个城里却已没有了供我写这本书的一张桌子。”《废都》出版之后,贾平凹在后记中说。

　　他把这部作品称为“苦难之作”。

　　一语成谶。因为书中的性描写,《废都》上半年出版,下半年就遭遇查禁。“1993年,我们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指示,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废都》,并对出版部门做了处罚。” 北京新闻出版局的殷爱萍处长曾如此公开表示。

　　再版受到关注之后,作家出版社一再强调:此次出版经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批通过,所有手续齐全。

　　“我们觉得这就是一次常规的再版,很平常。我们还再版了《浮躁》和《秦腔》,怎么人们都不关注,而是单单关注《废都》?”《中国周刊》记者联系到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有上百家媒体要求联系采访贾平凹。

　　“就是一次正常的再版,所有的手续都经过出版总署的审批。”刘方再次强调。
　　走出《废都》

　　《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最终没有找到出路,也没能走出古城。但贾平凹最终走出了《废都》。

　　走出《废都》,贾平凹用了十七年的光阴。写《白夜》、写《土门》、写《病相报告》、写《怀念狼》、写《秦腔》、写《高兴》……都是在《废都》之后。

　　贾平凹在西安的名望越来越高,“老贾在西安,不单单是一个作家,他是个有声望的人。有一次我们去西安,老贾请我们吃饭,作陪的公安局长、地税局长。”一位文坛资深人士这样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到老贾那里求字的人排着队,我们去的那时候,老贾字一幅三万,从不讲价,哪怕十幅百幅。”

　　贾平凹的名望,是靠自己的“不服气”挣来的。

　　但是贾平凹有过隐忍的岁月。1997年,《废都》在法国获费米娜文学奖。几个朋友商量,该把这个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出去。那天晚上,贾平凹和几个朋友为写新闻稿大伤脑筋:提不提《废都》?

　　最后只能写成“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

　　“准备着让人家删呢。”贾平凹接受地媒体时说。果然,发稿时括弧里的“《废都》”都被删掉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消息是:中国作家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荣获“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

　　从《高老庄》开始,到《怀念狼》、《病相报告》,屡屡被茅盾文学奖提名,却屡屡擦肩而过。

　　2008年,《秦腔》终获茅盾文学获后,贾平凹在父母像前上了一炷香,感觉“天空晴朗”,然后跑出去吃羊肉泡馍。

　　心情好了许多,憋的那股劲儿,还是无处释放,直到《废都》的这次“正常”再版。
　　对话贾平凹

　　作品往往会与社会摩擦

　　《中国周刊》:《废都》给你带来过争议,也带来过灾难,你对于这部作品给你带来的灾难多是一带而过。之后的作品,每每被“茅盾文学奖”提名,每每又落选,让你几乎成了落选专业户,直到《秦腔》的出版。你觉得是否与这部作品有关?

　　贾平凹:《废都》带给我的誉毁俱来,悲欣交集,在十七年中,起码有十年吧,非常困难。我每每一带而过,是有些事不好讲,讲了别人也不能理解,所以不愿多说。人有命运,书也有命运,《废都》争议不绝,靠盗版活着,再版后我一再拒绝采访,是想让它归于一本书,而不想成为一个事件,平安是福呀。

　　《中国周刊》:《秦腔》获茅盾文学奖之后,你在获奖感言中曾说:“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那你怎么评价《废都》?

　　贾平凹:作者无法评价自己的作品,作品是作者写的,一旦写出那可能并不是作者能控制的样子,这如儿子。还是让读到它的人去说吧,怎么说都可以。我只能说,它是我生的,不论它长成了什么样儿,它是我一部重要的又让我牵挂的作品。

　　《中国周刊》:这部作品之后,与文坛上的朋友之间有什么变化?

　　贾平凹:人不遇事,一切都好,在事中各色人等就呈现了。这不仅是文坛。当然,文坛也是社会,社会上有什么,文坛上也都有。这都是正常的。

　　《中国周刊》:十七年来,你的生命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贾平凹:我小时候多病,个头矮,少年时又是可教育子女,这使得我孤独、寡言、胆怯和敏感。进入文坛后,作品又一直受争议,直到《废都》。这只能伏低伏小,隐忍写作。这十七年中,有人一直骂我,以为骂我是白骂,这如一个人被打趴在地上了,路过的人看见了,过来也踹几脚。狗屙的猪屙的都说是我屙的。当然,又有人帮我,在困难时帮我的,我认作他们是贵人。我的好处是能坚持。总结这前半生,我的原则是要善良,要宽厚,要自信,要坚持。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支持的和责骂的,对我都是力量,在两种力中我成长起来。我真心感谢着爱我的人和恨我的人,否则我不会写那么多东西。
　　《中国周刊》:你一直精于书画,在《废都》之后,书画在你的生命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贾平凹:我可能多多少少有些自闭吧,书画虽是写作的余事,但书画带给我快乐和收入。我多亏还热爱书画,它的收入使我在写作时不再考虑别的,能自在地写我想写的东西。

　　《中国周刊》:田珍颖是刊发《废都》的编辑,我想在当时刊发这部作品,在《十月》内部也一定存在争议,你是否了解?能否谈谈你与田珍颖老师的交往?

　　贾平凹:当年杂志社内部有没有争议我不知道。田珍颖老师是个非常有水平、又非常好的人,我会永远记着她,敬重她,也对她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因为我,使她有过许多委屈。当年为我而委屈了许多人啊。

　　《中国周刊》:《废都》之前的作品,如《天狗》、《低洼处人家》,格调清新、隽永、自然。《废都》与你之前的作品,风格迥异,这种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贾平凹:写完《浮躁》之后,写《废都》,我在《浮躁》前言中说过,我不满也不适宜了《浮躁》的那种写法,我想变一变,《废都》是我变的第一部作品。至于为什么有这变化,我也说不清,这恐怕是生命里的东西。可以说,从《废都》起,这一种写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写法上可能到《秦腔》能丰富了一些,但《废都》是四十岁时写的,写得更有激情,《秦腔》是五十岁时写的,更混沌一些。

　　《中国周刊》:现在回过头来看,《废都》像是一部先知性的作品,书中的描写,现在多成了现实,但是在当时,我读这部作品,震撼得瞠目结舌,面对关于这部作品引起的巨大争议,也非常茫然,不知道哪些意见“正确”。而你,在当初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下,是如何感知到作品中的情况的?与你的生活阅历是否存在关联?好像当时还有评论将书中的人物与你对号入座?

　　贾平凹:这问题好多人在问,这怎么回答呢?说不上有先知性。如果硬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关注现实了,认真观察了,任何东西都有规律性吧,你看到了河,河水很大,这河肯定要向东流的,肯定要流到海里去。只要是一棵树,树就能感应春天和冬天,春天和冬天里树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作家的职业使得他必须有前瞻的预知的东西在里边,这每个作家都会有的,正因为这种特性,作品往往会与社会摩擦。（ 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