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给商业社会以极大的空间，这个相对于传统士子阶层的新生力量，很显然地对历史和传统的负担要少得多。而作为新型的有产阶级，其诞生后的精神需求，必然要有相应的精神产品来填补，罗牧作品中那种摆脱崇古压抑、沉闷风格的作品，以其滋润和秀美，赢得了世人的欢迎。那种常给人带来由于认识不清，而出现尴尬的狂草滥题，在罗牧的作品中，则被明快简洁的平淡天真，岚气清润风格所替代。

罗牧作品被社会认同和与现实需求更为接近的原因，从主观上来分析，罗牧没有八大山人、石涛那样由于其独特的身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刻意的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罗牧出身于平民阶层，其作品中又没有媚俗、追求那种以古为荣的时代迎合。从客观上来说，罗牧作品与社会的贴近性，正是崇古势力与新生力量发生尖锐冲突而社会进行选择的中庸表现。当然，这也是罗牧面对崇古势力和社会需求、个人需求，所做出的扬弃行为。 罗牧作品的风格，相对于八大山人、石涛作品中本质的自娱性质外，社会习惯势力对艺术的惯性力量，也相应地起着一定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清初早期摹古一统天下的时候，罗牧作为这一时期打破清初僵局最有力、最让人们接受的新生力量，罗牧的历史贡献是八大山人、石涛等所不能类比、更是不能抹杀和替代的。罗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那种新生的美学力量让世人逐步接受，最终得以彻底改变。这一贡献的结果是：八大山人、石涛等个性更具特色、更加高尚的巅峰作品，被社会所认识所接受，亦为“江西派”的形成，创建了条件。

晚年罗牧与好友八大山人在南昌东湖畔创立“东湖书画会”，其成员为师法黄庭坚，书风亦十分酷似黄庭坚的徐煌，工董其昌书法的熊秉哲，主要成员有彭廷谟、李仍、蔡秉质、涂岫、闵应铨、齐鉴、吴雯炯、徐煌等人，也有艺术风格独树一帜的前明王孙遗民八大山人和其侄儿朱容重，这在很大意义上光大了江西画派，罗牧也自然而然成为江西画派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