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最新着作《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五年以来余秋雨首次推出的全新作品。书中包含了许多余秋雨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新型解读以及他与十余名北大学子“课堂互动”的对话。近日围绕新书，余秋雨回答了媒体提出的问题。

　　攻击我的人原来都崇拜我

　　余秋雨向来是文化圈里的“众矢之的”，“骂余”“倒余”者大有人在，对此余秋雨表示：“以骂我为职业的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

　　谈到自己受到的指责，余秋雨大发感慨：“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

　　好的现代作家只有三个人

　　谈到现代年轻人对传统大师的颠覆，余秋雨非常有感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记者 赵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