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赛义德提出“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之后，有的学者已经把“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列为学术问题，并出版论着进行研究。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美国华裔陈晓梅写的Occidentalism: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西方主义：后毛泽东中国的反话语理论》）和Ian　Buruma与Avishai　Margalit合着的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东方人看西方的视角还很多。六十年以来的中国学者在研究文学的时候，起码有以下四种重要的西方主义。

把西方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这种观点体现了新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基本态度，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阶级社会的文学，特别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学。其基本思路为，人类社会必然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线进化；任何社会的主要阶级，在早期往往代表进步力量，是推翻前一社会的生力军，但到了晚期完全相反，属于反动的统治阶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糟粕，人们应当彻底地进行批判。他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学，认为抽象人性论是虚伪的，普遍的爱是不可能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为统治阶级说话。他们把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现实主义看做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将那些偏离现实主义的西方文学视为是唯心主义的、歪曲事实的，其目的在于为统治者辩护，应当加以批判。这些学者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明确地建立于集体主义之上，与西方的个人主义针锋相对，人们应当以集体主义的精神批评西方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他们还从艺术手法的角度批评许多西方作家，特别是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他们没有采取通俗的形式，不能为人民说话，背叛了人民大众。视西方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观点曾经是最为重要的，后来渐渐地有所淡化，文学慢慢地和政治有所分离。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真的消失，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甚至有时会凸显出来。这种观点虽然曾经导致不少过左的行为，但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采取这样的措施，当然有着必要的一面。而且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的确有着独到的地方。但如果把这种方法绝对化、简单化，并不加思索地滥用，那当然是有害的。

将西方看做令人向往的乌托邦

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左右摇摆的，有极端的左倾，也会有极端的右倾。西方文学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比较受压抑，在十年文革期间甚至完全成为禁区，但在1980年之后其地位突然飙升，成了许多人神往的乌托邦。在这些人眼中，西方国家高度发达，充满生命力，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不是垂死的国度；西方文学所描写的个性张扬和个人奋斗是最让人羡慕的积极元素；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们学习的楷模。在极度美化西方的同时，他们还大肆贬低自己的国家和文化。这也许是对文革的矫枉过正，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将西方主义明显地带有普世性质

普世主义者往往夸大某些观点的适用范围，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认为，从共时的角度来说同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只能来自西方文化；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正确道路也只能有一条，那就是西方人所走过的路。上文讨论的乌托邦主义明显地带有普世性质，普世主义也有着理想化的成分；但乌托邦和情感、想象的联系比较大，普世主义和理性、学理的关系更加密切。普世主义的优点在于能够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并且试图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国家变得富强。但人类社会非常复杂，文学具有多样性，难以把所有的现象纳入统一的标准，更不可能迫使它们按照相同的模式发展。如果一味地坚持普世主义赖以生存的独断的一元论，必然会扼杀文化的多元性。普世主义者在使用西方的理论的时候，缺乏深层次的批评。按理说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的确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应当学习和吸收；还有一部分，只有在消化发展之后才能应用；第三部分完全无法在中国使用。普世主义常常分不出三者的区别，一心想西化，结果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少问题。这样的学者还会拔高别人的优点，贬低本国文学的价值。他们把从外国语境中演绎出来的理论当做唯一正确的标准，实际上是让外国文学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结果必然导致西方中心主义，使中外文学的关系表现为他强我弱的关系。这种以别人的理论为出发点的研究的独创性也受到了限制，不管运用得多好，操作得多么巧妙，往往没有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人那么富有创建，其知名度也要逊色不少。普世主义还会导致忙于追赶却又无法赶上西方的尴尬局面，使国人产生一种焦虑感，甚至造成人格分裂。普世主义的这些问题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遭到了不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