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超前卫批评家奥利瓦曾说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是：批评家是艺术家最内部的敌人。我引伸一下：批评家不但是艺术家最内部的敌人，而且更是批评家最内部的敌人。

有关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理论界至少也讲了30年了。奥利瓦说的批评家是艺术家最内部的敌人也就是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的，而不是说艺术家和批评家是一种身体上的敌人。艺术从宫廷和教会解放出来以后，其运作制度也公共化了，它从各个环节上分化并组成各自独立的系统并互动和制衡，这种制度结构与当代社会政治结构是一样的。

艺术家之间至少不会像凡高和高更那样为了争谁画得好而动刀，即艺术家再说自己好也没有用，艺术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到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作品。而批评制度从此开始建立，即批评家需要内部的反批评和学术监督。

我们为什么老是说，批评家之间要有学术辩论，这就等于在说，个体批评家有发言权但没有垄断力，他的观点只有通过辩论后达成临时共识后才能成为临时的标准。批评是公共领域的事，我们说批评是对事不对人就是指这个意思，但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果没有专栏评论家制度，或者独立的学术机构的保障，那也没有批评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批评也是与制度建设有关的一项工程。说批评家是批评家最内部的敌人也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

如果谁想成为批评家那就要作好思想准备，他的每一个观点都要面临辩论程序，而他只能用学理去回应而不能拒绝回答或者不讲理地恶骂。最近因为段君事件，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问题又显现出来，但与其要求艺术家能听取批评家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还不如在批评家之间能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自己都做不到，要求艺术家有这种态度那也是缺乏自我反思的表现，自己但都没有批评，凭什么要求艺术家接受批评呢？而相反批评家要展示给艺术家看每个批评家其实就一个辩论机器，当艺术家看习惯了这样的学术他们就知道何为批评了。

相比较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学术争论越来越少，批评家变成了各个不同的“坐台共同体”，在占据利益的份额。如果某批评家的批评声音太多也就意味着会失去“坐台”的机会和拿不到“坐台费”。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界从1990年代晚期形成的“坐台批评家”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以中国批评家年会的年龄结构来看，已经是四代同堂了。因为坐台的阵容越来越大，直接可以达到独立门户的状况，而“坐台批评家”也可以专门称为“坐台家”，而且在这样一个时期，因为坐台与利益结合得太紧，加剧了坐台批评家对批评家的排斥，凡学术争论的批评家都被冠之于心胸狭窄，人品不好。而“坐台家”却成为了道德模范，有太多的展览和太多的文章和书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围绕着“坐台家”的提供项目的机构和出版机构，更可以称为是“坐台家的坐台家”了。

正像我在《“坐台”与“批评”不能两全：有感段君》文章之后的感叹那样，2015年开始我们可以设两个不同的岗位上，一是批评家，一是坐台家。要么坐台，要么批评，两者选一，改变目前以批评家名义来坐台的混乱，还原真正的美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