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拿画笔的手，偶然间搬弄起文字来，倔拙就可以想象了，还好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点点砚边体悟而已，一篇《中国画濒临危亡，打一场民族文化保卫战》没想到引起了众多国人的关注，一时间同道不同道和认识不认识的朋友许许多多，电话、信息、邮件、博文甚至登门造访，希望探讨与交流，赞许之外不乏疑惑和批评，难以逐一作解，遂择问题几许以为言，成此篇以飨众人。

近日读文章一篇，作者列举了多位历史书画名家为例证，说明了 “文化修养决定着中国画的高下”之观点，这非常好，可在文章结尾处却抛出了另一个观点，“中国绘画并不神秘，把中国画说得神秘无比的，一定是别有用心者。”这下问题可就来了，不仅使文章前后观点矛盾，而且使整篇文章空洞无物了。因为“文化修养”是一个意识问题，“意识”就是一个神秘问题，而且肯定神秘无比，由一个神秘无比的问题决定高下的事物能不神秘吗？另外如果中国画不神秘，那么决定其高下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修养？它又是怎样决定中国画高下的呢？文章可什么也没说。无意评论文章本身，只是想从中引出这些问题来。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文化种类千千万万，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东欧文化、中东文化、现代文化、科技文化等等，是否都能决定中国画的高下？显然不是，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那什么是国学？国学又是怎样决定中国画高下的呢？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别说想要掌握中国画传统技法一套中国画全集临摹足够，就是100套中国画全集临摹下来，也只是一个依葫芦画瓢的，而决不是一个依葫芦造房建船的人。

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按现代释义，是指国家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论理观和思想体系，是从古至今无数代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经受历史的锤炼与自然的甄选淘汰的优秀文化传承。国学是世界上最古老而神秘的学说，深厚而博大、大无其大、微无其微，人的一生难以穷其一绺，而其本身永无其极。因国运沧桑，时代变迁，近百年来国学一直遭受诋毁和践踏。近代学者何炳松、郑振铎等就曾以“国学乃是包罗万有而其实一无所有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而彻底否定之。而正是这一句“包罗万有而一无所有”道出了国学的神奇和真奥，可惜他们把句子前后分开断章取义了。有人说国学如迷宫，无以捉摸，其实国学同一切事物一样，都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只要我们从根本上看问题就能找到打开这所迷宫的钥匙。

首先，贯穿国学始终的基础理论——阴阳论。《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壹体两面，彼此互藏，相感替换，不可执一而定象，二者虽无定象，随道而变，上皆为道，下亦为器。道用无穷，处处有之，因用而论。用即出，阴阳即定，二者虽定，亦随时而变迁。故曰：阴阳不二，以壹而待之。壹者太极是也，统领二物，相互作用，运化万千”。46亿年以前，地球是一团无形混沌的气体，通过不断的运动形成由气体、液体、固体共存的后来形态。液体既可成气体，亦可成固体，依气体无形，依固体成形，气体和固体通过液体有机结合而又相互作用相互更变。如气体的变化就会造成风雨雷电，从而改变固体的形态，固体形态的改变又会改变气体的状态。只有气体与固体相对协调时，世界才风调雨顺一片祥和，生机勃勃。中国古代汉族圣贤根据地球的初始过程和形态，推理总结出一个哲学的世界观，这就是阴阳论，亦称本源论或本体论。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两体构成的，阴是无形的不定向的意识的，阳是有形的定向的物质的，阴阳共存于一体不能独立分开。二是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阴阳两体在运动中不仅自身变化而且还相互作用相互更变。三是任何时候同一事物的阴阳两体必须保持互相协调，如果一方的存在和变化与另一方的存在和变化不能协调，就会损害事物的本身。

阴阳论不是简单的矛盾论和物质定律，也不是单纯的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它包涵了世界任何哲学的观点，应该是世界哲学的母体。若从神学和中西哲学三大体系来看，如生活中的一天，神学始终是午夜，没有白天的概念，因为神学以神为本，万物虚无，世界一直处在黑暗之中，人类一直处在苦难之中，只能由神来点亮世界，拯救人类于苦海。若黑暗中的事物用抽象来定论，神学则始终处在极度抽象的世界里，解决人类无能为力的问题。西方哲学则始终处在正午，没有夜晚的概念，如一天“day”即白天24小时，只按时间计算，24小时结束了，一天也就结束了。因为西方哲学以物为本，世间万物具在而不灭，夜晚的太阳仍在天上，只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若阳光直射下的事物用具象来定论，西方哲学则始终处在事物的具象客观存在的世界里，解决数学、物理、化学等诸多自然学术问题。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一天则是一日一夜，12个时辰，而且子时是从头一天的23点到第二天的1点，若太阳与白天代表阳，月亮与夜晚代表阴，那么中国哲学的一天不仅是昼夜阴阳的结合，更是昼夜日月阴阳的转换与轮回，一天的结束正是新一天的开始。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更是一种精神，中国人死后要大宴宾客，旌旗招展，锣鼓喧天，丧事用喜事办，庆祝新生的开始。因此中国拥有卧薪尝胆的王者，忍胯下之辱的将军和牧羊十九载持节不屈的使者。如果西方哲学是唯物主义，神学是唯心主义，那么中国哲学不仅包含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主义，更是万物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阴阳相结而转换，周而复始的大主义，也可说不存在主义。西方哲学由柏拉图始更注重精神的物质存在性，即精神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如男女双方万里相隔不曾谋面，因双方心存爱慕而他们爱情依然存在。具体到人与物的关系研究，后来引导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文明。然而在一个赤裸裸物质世界里，人的狼性物欲膨胀，一味追求个体的自由，只能由神灵来控制灵魂，一旦神灵睡着了弱肉强食的战争阴魔随时笼罩世界，历史以来西方没有一个民族和文化能得以幸存。中国哲学则从老子始，注重物质的精神存在性，即一切事物都包含有精神的存在，物质受到精神的作用。具体到人与人的关系研究，解决了文化艺术等诸多社会问题，建立了一套按自然规律办事的社会道德体系，确保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社会和文化得到完整的传承，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消灭或被同化的民族和文化。

阴阳论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也是中华文化的理论基础，不仅决定了国学的哲学体系性，而且贯穿了整个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大到宇宙星辰，小到一草一木，如我们看一座建筑，其形体、结构、材质、装饰等为阳，设计、通风、吸阳、地质、位置、历史、环境等这些无形中影响人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建筑质量本身的因素则为阴，堪舆学称为风水。如我们说一个人“没有骨头”或“软骨头”指的是一个人没有向上的精神，没有道德素养，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两副骨架，一副是精神道德，一副就是真实的身体格骨，即一个人是由精神灵魂和肉体构成的，如果没有了精神灵魂那就是行尸走肉，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或不复存在。一支军队同样也是由队伍精神和人员装备构成，二者不可缺其一。古有“出师有名”才“理直气壮”，“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四面楚歌”是谓“屈人之兵”让敌方精神低落时再“一鼓作气”而攻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是由社会精神和社会本身构成，社会精神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就是社会道德，社会本身是指社会的物质形态，其主要表现是军事。道德决定社会的和谐稳定，军事决定社会的安全和存在，二者不得缺其一，而且要相互协调。古来中国皆立于文武两道，文主道德，武主安全，经济“无为而治”，叫文治武功。

其次，一切从根本出发的方法论——道德。“道”，事物发展之规律，从字义上讲“道”由“首”与“辵”组成，“首”是“头”，“辵 ”是“行走”，联合在一起就是“从源头开始行走”，《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就是阴阳论。“德”就是一切按事物发展变化之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从字义上讲，“德”在甲骨文中左边是“彳”，表示“行走或道路”，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向上的线，表示目光直射向上，上为天，天为自然，金文中则在“目”下面加一“心”，就是说一心一意紧盯自然规律而行走，遵循本心，遵循本性，顺乎自然是为“德”。“道”与“德”联在一起就是一切从本源开始，认识掌握事物发展之规律，按规律办事。道是在承载一切，德是在昭示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只能用意识去感知，德则是道的体现。道德在行为方式上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在表现形式上则是一种社会精神。道德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以自然为天，听天命，一切顺乎自然，按规律办事。第二是以社会为地，地为母，孝治天下。第三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性、以善修身，仁义为道。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自然斗争的血泪史，许多万年后，我们的祖先终于明白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是不可战胜的，其造化也是人永远无法达到的，但自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可以感悟并掌握其规律，充分利用规律，按规律办事，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5000年前炎帝带领族人不再被迫流浪打野果狩猎，开始用草木建舍而居，用种子开展农耕，饲养牲畜，用火食熟食，抵御野兽，尝百草发明中草药抗击疾病。黄帝大炼金属制作兵器和农具，尧帝测历法，人们按时令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乎自然进入了社会的文明。解决了人与自然的问题之后就是人与社会的问题，皇帝开始问道于神灵：尧帝立天下为公，唯贤是用，推行禅让制；大禹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天下苍生利益为己任。古有“国君死社稷”、“孝治天下”之说，即国君要与国家社会共存亡，每个人都必须像孝顺父母一样敬待社会。俗话说“跪天、跪地、跪父母”，天是自然，地是社会，天下苍生在父母之上。社会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侧面说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必须从每一个个体开始，以人为本。“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刚出生时意识为零，意识为零就是无恶，无恶就是善，所以修身以善为本，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将来要做什么，都要从修身开始，“为事先为人”，这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一切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师表作用，全方位能供人学习和崇拜的人或事物，主要由文人、宗教人士、历代圣贤和时代英雄等来完成。二是感化作用，带有威慑和善导的意思，主要由无处不在的神灵来完成。三是强制作用，这就是社会法律。前二者以理主道柔而为阴，后者以法主道刚而为阳，正是谓阴阳合一，刚柔相济。2500年前当释迦牟尼静坐在恒河边上苦思冥想着漫天神灵的时候，孔子正疲惫不堪地坐着马车奔波游说于中华列国之中。最后释迦牟尼请来了无数的神灵，创建了宗教，用神的力量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起西方世界的社会道德文明。孔子则凭着满腹经纶和三寸不烂之舌，身体力行，感动了各列国君侯，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行为为师表的中华社会道德体系。孔子的伟大并非完全存在于他的儒家礼教学说，更重要的是因他的聪明才智和不辞劳苦开创了中华社会法理双轨合一的道德文明，从此天下书生有了一个天生使命就是为人师表。社会真正进入了文治武功，也就有了“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天是自然；地是社会；君是有贤德的掌握社会机器的机构、团体或个人；亲是父母长辈；师就是创导守护道德文明的人或事物。读书人得到了社会的尊敬。古代社会读书是一种职业，社会按阶层行业而结构，360行读书只是其中之一。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能由社会供养，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然“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独居陋室、胸怀天下”，“承道为命，秉理而生”，文人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更是为人师表的道德楷模。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光是唯才是用，而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强化了文人的道德师表作用。

在中国历代社会中，法律虽始于夏商但一直不能完善，宗教始建较晚且神灵很难走进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想中，师表作用则在社会道德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随时影响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度量衡，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建起了大秦帝国，可他崇尚法家，焚书坑儒、天怒人怨，一代王朝尽管手握天下雄兵，可短短十五载就土崩瓦解。元朝地跨欧亚，创古今最大之疆域，经济繁盛，拥雄兵天下无敌，可不敢用汉臣，废除科举，还来了一个“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天下书生被弃于乡野，师表无谈，为生活糊口混迹于民间艺团，文艺创作一时甚丰，然《窦娥冤》怨气冲天，《赵氏孤儿》苦大仇深，《西厢记》男女缠绵，“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落寞凄凉。民间手抄本《金瓶梅》（成书于明代）淫荡不堪。从南宋被灭算起，88年则寿终正寝。宋朝是一个文化鼎盛时代，道德体系到了极致的地步，不仅出了包青天，还有个驸马爷陈世美因弃糟糠之妻而毙命，更有300余年不分家而丁口近万的九江义门陈氏等天下奇观。可惜天下举文，皇帝都在宫内办起了画院来，忽视了军队的发展，惨被北方胡骑所灭。民国则于仓促中拾得大清跌落的玉玺，竟不知所为，废除科举后，所有的文人雅士都去闹革命，逐鹿中原。当孙殿英带着军队以演习的名义掘开一个女人的坟墓时，武昌城内那声沉闷的枪声，崩塌的不仅仅是大清的宏宇，更是中华数千年的道德文明。那个时代只有杀戮，血光冲天，叛徒汉奸遍地，当一个政党的近半数人员和军队拜倒在侵略者的门坎下时，一个朝代已经宣布终结。虽雄兵数百万，竟在一夜之间被打得丢盔卸甲，亡命天涯。

再次，无处不在的存在形式——寓理于物。中华文化建立于哲学基础之上，往往深不可测，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企及。何况中国历代社会能够读书的人本来就很少，知书达理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能知书识道的人则少之甚少。怎样把思想文化传播出去而让所有的人知晓呢？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慧，把深奥的“道”的思想与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事物相掛钩，用一种简单易懂的解释方式通过“理”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道理”。 把“道理”和每一事物合二为一就是“寓理于物”。因此天下百姓都知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懂得“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说每做一件事或说一句话都得首先想一想合不合理，合理就行。那“理”在哪里呢？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事物中。比如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而不用手和刀叉，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要尊重人性。筷子一头方一头圆，表示一切在方圆之间。方和圆都是极端，极端意味着终结，方圆之间那就是“道”，道则永生，此为中庸之道。两只筷子称“一双”，就是阴阳合一。一只由大拇指、食指和无名指控制的一般是不动的、定形的，另一只由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控制的是可以运动的、不定形的。两只筷子随着手又都是在运动的，两只筷子在运动中必须协调好，一只动一只不动怎么用都方便，如果两只都动或两只都不动则怎么也挟不到东西。这就是阴阳论。老祖宗让我们一日三餐都手握一个阴阳论，就是要让我们记住这就是生活的法宝。再如中国的汉字，每一个字的存在都包含着许多的道理。一个“人”字，由一撇一捺组成，撇长捺短，撇左向右，捺右向左，互相依靠。这说明世间的人有高有矮，有强有弱，有男有女，有富有贫，各处境不同，但不管怎样都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互相支撑和依靠。如果只管自己不管他人，那撇捺分开就不是“人”了。引申来说人的一生天定有两份责任，一份大，一份小，小的是自己生活责任，大的是社会生活责任。一个“权”字，甲骨文可看出是一只美丽的凤凰正栖在大树上，凤凰是吉祥之神鸟，停落在那里预示着带来一方福荫，如果有人想据为己有去捕捉就会很快飞走。因此大权落在谁的身上，是让你为一方百姓造福的，如果以权谋私那就危险了。再如“钱”字，左边为“金”是财富，右边是两个“戈”也就是两把兵器，两把兵器在一起就是打仗。这说明一个社会的财富是所有人公共拥有的，是随时可能刀兵相见而瓜分的。当更多的财富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时，不是让你据为己有，更不是让你去炫耀和仗势欺人的，只是因为你的能力强或机遇好，希望你用这些财富更好地造福社会，让许多人得到利益，否则就有血光了。每一次社会动荡和变革都是从重新瓜分财富开始的。再如历法中，一年365天，分24节气，12个月，每天12个时辰，这每个节、每一天、每一个时辰都有一套完整的道理。清明节既是气温变暖，降雨增多，开始春耕的时令节，又是扫墓祭祖的民俗节，记住“百善孝为先”，懂得来自何方，去向哪里，知道社会的经和纬；经是爷父子孙，纬是兄弟姐妹；黄道吉日，百事宜，让人知道所有的事都要天地人和。进山要敬山神，过水要敬水神，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神灵，主要是山路凶险，水路危机，提醒你小心从事，注意安全，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不要滥砍乱伐毁坏了山林、乱捕滥捞损害了水域。其实大到自然社会、山川河流，小到生活中的一衣一物、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无不承载着同样的道德和理念。

国学就是这样“包罗万象而又空无一物”，“包罗万象”是指建立在一切事物之上，“空无一物”是指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完全处在哲学的体系里。国学以阴阳论为基础，以道德为主体，以寓理于物的形式而存在。道德既是方法论，又是社会精神的体现，主要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国学是一门放眼世界、心系社会、以人为本，一切从根本出发，顺乎自然的伟大学说，也是历史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文化体系。

中国画是国学

中国画是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是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国学的博大精深和神秘，决定了中国画也是一门神秘的学说，也正因其神秘性才拥有我们几千年来不断探索和研究的价值。然一切事物的神秘性都是相对的，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没人知道它的神秘，当问一个为什么的时候，则神秘无比。牛顿对它进行了研究，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切又豁然开朗。如果我们用国学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画，就不难发现它别具一格的特性。

其一，中国画是哲学性艺术。中国画的的哲学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本身固有的哲学性，另一方面是其表现形式的哲学性。中国画固有的哲学性这要从其主要的基本工具“毛笔”说起，毛笔是由一枝坚硬的笔杆和千万根柔软的毛毫组成，这一硬一软，一多一少就是一个矛盾的哲学体；毛笔有无数个笔法形态，可就是无法固定一个形态，这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的哲学形态；毛笔虽然有无数个笔法形态的变化，但始终离不开一枝笔杆的控制，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一切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哲学认知；毛笔由笔头和笔杆合二为一，笔杆形态是不变的，笔头形态是变化的，运笔时要求笔头与笔杆配合协调，才能达到笔法的准确性。这就是阴阳论，就是世界观。因此，有人说一枝毛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承载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毛笔决定笔法，笔法决定笔墨，笔墨是中国画的第一生命，因此毛笔的哲学性正是中国画的固有特性。中国画要求以书入画，也就是以书法的笔法形态入画，创作时姿势要领是：身正、心正、静气、人神合一、心笔合一、臂不动手腕动、运笔使转有道。这就是阴阳论的运用。因此，中国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阴阳论的基础之上。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而存在的一种艺术形态，中国画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强烈哲学性，如创作手法上要“阴阳结合”、“虚实搭配”，画面表现上要求“动静结合”、“情景相溶”、“木有春秋”、“山致高远”、“气韵相生”等等都是哲学方法。语言形式则就是“笔墨”了，“笔墨”是笔法和墨法的综合概述，亦指用笔和用墨的法度。笔法表现在书写的点线形态上，是定型的；墨法表现在墨理的层次变化的形态上，是不定型的，绘画中墨法随着笔法走，笔法作用于墨法，墨法作用于笔法，二者不得分开，合二为一成“笔墨”，这其实就是阴阳论。亦就是说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也建立在哲学的阴阳论基础之上，枯湿、浓淡、粗细、曲直、虚实、轻重、顺逆、方圆等等都是矛盾的统一，有机的结合。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中国画就是一个笔墨矛盾的有机结合统一体。笔墨决定了中国画思辨性灵魂，决不停留在事物表面形态上的观感，而是透过事物表象描述其内在规律，如“以形写神”、“借景抒情”、“诗情画意”等，也就是说“写形”、“借景”是手段，“写神”、“抒情”是目的，“神”、“情”、“意”是追求，即追求的是“道”。所以中国画是“道”的艺术，哲学的化身。

哲学性决定了中国画的超时空性，因为它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在表现形式上虽然存有物质具象的职能，但从语言技法等诸方面追求的是精神抽象的形态。中国画因此只有流派之分，不像西方绘画有无数个主义之分，因为西方艺术存在于具象的物质世界里，从近到远是清晰到模糊，一部照相机就可以把写实主义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向模糊发展就有了印象主义。之后再无路可走时，毕加索就只能跑到神的世界里，进入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抽象主义。再之后就只能走进人的个性发泄的自由主义了。中国画则一直在精神到物质和物质到精神，亦即抽象到具象和具象到抽象的来回转换过程之中，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因此只有高雅与低俗的品位之分。现在有人也打着主义的旗号来标签中国画，实有一点东施效颦了。

其二，中国画是道德性艺术。道德既是方法论又是精神意识的集中表现。中国画的道德性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方面是其本身固有的道德高度，另一方面是其表现形式上的道德追求。中国画固有的道德高度则就是它的基本工具“墨”了。“墨”是中国画的基本颜色，即唯一的黑色。世间颜色按光谱分有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若按色阶变化分，自然中则有无数种色彩，把这无数的色彩全部合加在一起就是黑色，也就是说黑色包容了自然界所有的颜色。同时“墨”又可以通过干、湿、浓、淡的方式分离出无数的色彩，用这单一的墨色体系又可以画出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这就是“一等于无穷大”的哲学概念，也是气吞万物的豪迈，更是吐纳世界的境界。何为境界？就是肚量和眼界，就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是“登泰山而小鲁”。从词义看境界是指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也就是道德的高度。“墨”书写了中华5000年文明，也代表了中华文化吐纳世界的道德高度，也是中国画固有的道德高度。

道德的表现主要是遵循自然、忠于社会、尊重人性。这正是中国画的主要追求，如中国画的技法就要求“习古人，更习自然”，中国画以书入画，而书法中的笔法又都来自于自然，如行书笔法来自行云和流水，草书笔法来自风雨雷电，隶书笔法来自鸟类，魏碑笔法来自北方大漠山丘等等。傅抱石当年寻找风雨山野的感觉，发明了毛笔散笔画法，创造了抱石皴。中国画的皴擦点染各种技法无不包含自然的印记，中国画的色彩法则是依类附彩，就是遵循自然。中国画在创作中要求“以形写神”，“神”就是道，就是规律，中国画从不以事物的表象形态表现为目的，力求从根本出发，从规律上解析事物，这是最高的道德理念。石涛用禅心聆听自然，他用一组组一簇簇排列有序流动的线条，像音符一样解码山川、河流、云雨、村舍和林木，那是一曲曲宁静悠扬的歌谣。中国画的基本语言就是笔墨，笔墨要求天人合一，比仿说你学齐白石的画，画得跟他一样好甚至更好，然他有笔墨你却没有笔墨，因为这笔墨不是你个性的体现。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是对人性个体的最大追求，也是最高的道德理念。有人说疯子徐渭的画引领中国500年，他用一块块大小不一泼洒自如的墨理和荒诞有序的点线穿插，构成了一幅幅能与神对话的人性碑签。李可染用反复多次点染的积墨法，拼命处理逆光背后的部分，黑而不堵，厚而不涩，他用墨理的厚度诠释了人性的厚度。陈子庄山不成其形，水不成其形，树不成其形，房不成其形，山水树房组合一起不成其形却成其理，解读的是一个个大智若愚的故事。

湖北女作家方方说“文学是洗心的”，非常好，其实中国画也是“洗心”的，更是“明德”的。艺术不是模仿和表现，更不是愤怒和发泄，一切满足于私欲和某种利益的文化和艺术都是糟粕。只有在吐纳世界的境界里，面向自然，面向社会，面向人性，从根本规律上诠释事物的文化和艺术才是真正的伟大。

其三，中国画是智慧性艺术。中国画的智慧性同样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固有的智慧性，另一方面是它表现形式的智慧性。中国画固有的智慧性则要从其组成基元说起，从起源看中国画是点线艺术，线从点来，因此中国画是点的艺术，也就是说“点”是中国画组成的基元。毛笔落笔为点，单向发展为线，多向发展是面。点、线、面相结合就可以构建一切事物，从而可以构建整个世界。从一“点”发展到一个世界，这就是无穷的智慧。从哲学上看，“点”是万物之始，也是一切事物的化身。如宇宙之中地球就是一个点，历史长河中百年人生就是一个点，反之微观世界里芝麻就是一座山，生活中的每一刻也许就是历史。“点”的形态变化万千，其内在底蕴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取向构建不同的世界，选择正确的取向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这更是智慧中的智慧。生活中在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好主意或一个好方法好计划，人们称之为“点子”，“点子”从“点”来，亦即是智慧。也就是说“点”是智慧的化身，中国画更是智慧的结晶。

另一方面从中国画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画从一枝毛笔一滴墨开始，说明其不是照搬自然，也不是模仿自然，而只能是感悟自然，把握自然，用一点一线从规律上解析自然。这就是“来于自然，高于自然”，这不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要“大彻大悟”，“悟”就是智慧。如中国画技法中，破墨法表现的是自然的含蓄，皴擦法表现的是自然的厚重，泼墨法表现的是自然的豪放，线描法表现的是自然的精确。虚谷的画用粗点乱笔无序的穿插，表现自然的杂乱与混沌，却通过笔墨的阴阳关系又能找到明晰的规律，它解析的是“从无极到太极”的哲学论断。好比一副中药，十种八种混合在一起，却是治愈同一疾病的药理。严然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撒豆成兵，看是乱七八糟，但都直奔敌军要害，体现的是十分的智慧。

再如中国画物象表现时，空白之处，添小舟一叶则有万顷碧波，点飞鸟一只则是晴空万里；山坳里，露台阶几许则有村舍人烟，画墨树一棵则是林木浩渺。八大山人的画以简而著称，一只憨鸟或两根寒枝就能独成一幅，既是禅道的清心寡欲，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哲学视观，从一点去感知世界则是气魄更是智慧。再从中国画笔墨语言看，要求笔从心出，墨从理出，笔墨不仅要承载画家之秉性，更要承载社会之理念，寓理于物的哲学思辨性是中国画的第一语境。如中国画处理物象关系时，以笔墨的浓淡、枯湿、粗细、曲直、顺逆等多种相呈关系处理，承载的社会理念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抬爱才能相得益彰，也是说每个人能力财富地位环境等等都各不相同，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所有的人只有团结在一起，互相帮衬，才能发挥社会最大的潜能。元代画家倪瓒的画，多为枯笔侧锋短写刀削，山带角林带疏，画面天高气凉地阔人稀，描写的是逆境中的自然，解读的是那个时代人性的抗争。宾虹大师多用中锋曲线虚实相间，以点代线，多点代面，描写的是南方温蕴的山野，解读的是沧桑人世君子之交的哲学伦理。

智慧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任何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都是由人的智慧来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就是人类智慧的累积。智慧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用最低的代价最快的途径最简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中国画并非停留在物质技术的层面，而只是通过绘画的方式在解读一个个繁杂的社会意识问题，是国学寓理于物存在形式的精神体现，其一点一线一笔一墨无不是智慧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绘画的种类和人群都很多，如石匠、木匠、漆匠等诸多手工艺人以及建筑师和化妆师都能画出一手好画来，但都立足于实用绘画精于具体物象的写实，同许多宫庭画师只起到照相机的记录作用一样都没有被列为艺术之列，基本没有什么作品保留下来，只有那些具有较高意识形态的绘画才以中国画的形式流芳百世。

综合看来，毛笔是世界观，墨是境界，点是智慧，决定了中国画的高贵，是人类灵魂的写真，更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形体。中国画作为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中国画的健康发展是我们走向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文化传承不在形式而在精神

一切事物都自源来，离开了源的轨道就不成其事物本身了。中国画的发展必须正本清源回归到传统文化的立足基点上，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有人说回归传统就是去画古人的画，这是严重的误判，更是形式主义的家奴。数千年来历朝历代的中国画在形式上皆不相同，同一时代的中国画也不在一个模样上，你要去画哪个古人的画呢？学任伯年、吴昌硕？学王蒙、龚贤？虽然他们都在传统之中，但照搬他们都不是理由。一切事物的形式皆存在于表象之中，而表象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等都会带来表象的更变，只有事物内在的本质即规律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如果变了那就成了另外一种事物。对中国画来讲画面形式就是表象，随着时代的不同和个人取向不同而千差万别，唯独它的精神不会变，中国画的精神就是笔墨精神，笔墨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精神。因此回归传统是精神的回归，不是形式的套旧。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只是这个“当”不是“应当”的“当”，也不是“必须”或“应该”的意思，而是“本来”的意思。因为笔墨要求天人合一，笔墨形式是画家个体的表现，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时代，一切感悟和身心决不会跑到另一个时代中去，只会存在于本时代的印记之中。美评家陈传席先生说“笔墨当随古代”也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只是这个“笔墨”是指“笔墨精神”而不是“笔墨形式”，只有继承了古人的笔墨精神，中国画才能有序地发展。也有人说中国画必须要同世界接轨，要创新和发展，这是非常荒诞的，更是毫无理智的。因为文化只能是传播的而不是去接轨的，接轨就很有可能不是自己的文化了。为了参加一个洋人的聚会，给自己带上假鼻子画上蓝眼睛染上黄头发，这不是糟践吗？再说别人就一定能接受你吗？谁都知道是一个假洋鬼子。西方是一个物质社会，利益是赤裸裸的，只要你很具利用价值，不用你扮他们都会来请。因此还是先把自己强大起来了再说，这不是策略更是自尊和自信。至于创新，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了，王国维说国学是“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这是从哲学上来讲的。中华文化就是一个从精神到物质包含了一切的大文化，创新不可能是从根本上否定一切之后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而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创建更加符合实际的新的文化形式。因为文化没有新旧之分，只于形式上存在新旧的概念，创新只能存在于形式上的变革和探讨，对文化的本身只能是拓展和发现。从国学上讲创新是对个体特性的致力追求和对未知事物的研究和探索，是一种社会精神的体现。以创新的名义对中国画进行彻底改造的在历史上共有三次，前两次是元代的初期和清代的初期，时间都持续了30年左右，并请来了大批的西方艺人想改造中国的文化，什么办法都用过，可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只有后期的朗世宁躲在宫中留下了一个名字。再一次就是近30多年了。前两次是政治上要毁灭中华文化，这一次可是国人崇洋媚外急功近利的结果。发展的确是硬道理，是事物内在的规律。中国画的发展是必然的，因为社会在前进，精神财富在不断的积累，只是速度上有时快有时慢而已。然而发展是有方向的，如果是走向消亡那就不叫发展了。要做好中国画发展的工作，我们必须首先做好中国画的传承工作，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存在于传承的基础之上。

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但传承不是形式的照搬，因为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和各种思想意识都不同了。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玩拜师学艺的架势来，穿上唐服还来一个三拜九叩，好像这就是继承传统了，却遭到社会莫大的反感和疑惑。从回归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个好事，但你知道那个三拜九叩是怎么回事吗？古时老师收学生亦即师傅收徒弟，总是要对学生精挑细选唯才是收，这是因材施教顺呼自然，社会按三百六十行而为业，读书亦然，学生既是拜师学艺也是从业，按最低3年出师为限，老师要供养学生3年，3年后出师还要分予产业或入股为事，师生不仅是父子更是行业合作伙伴。学生从师一日则终身为父，不仅要巩固老师之行业还有赡养老师晚年之义务。再说古人以德修身立师表而为命，要求心不存邪意身不存恶迹，高堂之上坐着的不仅是技艺的高超和知识的渊博，更是道德的山丘。这一切现在能成吗？回归传统不是要求重新回到古人的生活形式上，而是需要古人的因材施教、尊师重教、以德修身和为人师表的社会精神。新中国的建立是摧枯拉朽般彻底推翻以前社会的各种形式，却以崇高的理想和“为人民服务”浓缩了中国5000年的道德文明，以此武装的共产党人和其军队扛起了社会的道德脊梁，那是一个造神的年代，不是一个人是神，是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神。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虽然一穷二白且内忧外患，却能“军民团结如一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其社会造诣有人说应冠中外5000年之顶。诚然我们还是人的世界，近3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物质时代，心中又没有西方的神灵，物欲像魔鬼蚕食着良知，道德在一天天地沦丧，当看见街头倒地的老人无人牵扶，跌落水中的儿童无人施救，从一味的口诛笔伐围观的人群到最后的神智木然，却忘记了自身笔头书中那天生的使命。看看当代的文学，看看当代的书画，看看当代的影视和曲艺等等，你们给社会提供了什么精神食粮，是坑蒙拐骗的广告还是醉生梦死的娱乐？有人说四大名著也是娱乐，可你知道中国文化的寓理于乐吗？知道四大名著“乐”的背后讲的是什么理吗？如《西游记》讲的就是人性，人性就是善，也就是说全书讲的就是一个“善”字。“善”从最后的字形来看上面是“羊”，中间是“艹”，下面是“口”，人——羊——草在一起就是一条食物链，一个生物圈，也就是自然规律。说明“善”就是一切按自然规律办事的精神表现。《西游记》讲的“善”是唐僧的“慈悲为怀”和悟空的“除恶务尽”，这好比佛教和道教一样，单一不行，合在一起才构成中国的宗教。再加上八戒的“七情六欲”、沙僧的“任劳任怨”和白龙马的“抱屈负重”才构成了完美的人性，也就是对“善”的完整解释。这就是“文以载道”，就是“厚德载物”，就是“为人师表”。想想我们古代的文人，用他们孱弱的身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是“视金钱如粪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是“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情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情操，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怀激情。文化传承不是文长句短的形式，而是字里行间蕴含的道德精神。

文/湖北省国画院院长　陈迪和
2015年1月22日于武昌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