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与渐进”式的古典人物画表现
——取向或际遇的不同
一生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即清末、民国、到新中国建设的闽籍当代着名画家李耕,尽管艺术生涯起伏不定,却始终抱着对古典人物画的表现激情,矢志不渝地创作出众多传统题材、形态各异的人物画作品。不仅画风独特,而且与多数名家选择到某个繁华大都市从事绘画创作,成就一番事业取得赫赫声誉不同的是,他的一幅幅画作就是在自己的故里——闽中一个偏僻小城完成的。倘若以时下某些价值观看,很难不将其艺术状态视为“闭塞”,即与各种时尚背道而驰,游离现实外显得格格不入,难免有“落伍”之虞,云云(大意如此)。
晚清及民国时期,福建一带的绘画创作情形,无论是人物、山水或花鸟画格局,大多受到扬州八怪、海派等地域画派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李耕不同于历史上多数闽籍画家赴江浙一带拜师学艺(自宋代以来,有不少闽籍画家远离故土,来到锦绣江南一带求艺,其中一些人在画史上留有盛名,于诸多绘画领域占一席之地),而是一生守候故里,独自研究古典人物画艺术,直到80高龄辞世。但从他所描绘的大量仙佛世俗、民间趣味、高士情怀等题材及画面构图看,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扬州八怪唯一的闽籍画家黄慎及海派画家任伯年的古典人物画影响,如《春夜宴桃李图》、《灞桥诗思》、《自锄明月种梅花》、《午倦一方藤枕》等大量古典人物画题材,显示出倾向于上述几位古典人物画家的写意格局和精神追求。
从李耕的绘画生涯看,既有乡闾尊崇他文人画家这一称呼,也有画坛较为广泛性地把他归类为民间画家这一身份。这大致是因为他创作的一些体现自家写意风格的作品,既有让平民阶层喜爱、也有为业内人士所认可的一面——即画面的雅俗共赏性,所引出的不同看法。曾得到蒋兆和先生高度评价的其古典人物画,就是以反映民间生活情趣,又与幽默风趣笔调的表现取得一致的创作。显然,画家李耕巧妙地把握了雅致与世俗的融合点。说到“俗”,又常常是普天下文人画家所不愿接受的一点,这多少反映出画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个性——一种孤芳自赏的从艺态度,对某些世俗的东西往往不屑一顾,宁可曲高和寡,也不愿随波逐流。
不过,传统写意人物画在它形成的每一过程,如梁楷《泼墨仙人》、《六祖图》以及任伯年《寒林牧马图》、《倒骑驴图》等,包括胡锡珪戏曲人物,这些写意人物画虽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倒是反映了一种雅俗共赏的世俗情怀,既贴近平民欣赏趣味又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古代人物画家大都没有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绘画训练(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院式教育),他们基本是按照中国画一套固有的造型规律取形得意。一旦凭借颖悟天资走上丹青之路,就会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坚持下来,日后必有所成。于是,属于技术层面的绘画语言运用得十分娴熟,如任伯年就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技术型画家,这从他肖像画艺术造诣可见一斑,且山水花鸟无所不能。他们是由民间画家这一身份走向社会走向艺术的,显然不同于宫廷画师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从题材倾向性看,也总是表达一些平民阶层的喜好和富有民间生活情趣的画面,即使画神仙高僧也大致如此,这是所有民间画家自身表现的共同点。一生坚持古典水墨人物画研究的任伯年、李耕,各自的生活年代、创作环境不同,因各自不同的取向而呈现的艺术面貌的反差更加明显,我们可以从其作品中感受到这一变化的轨迹。如果说在自觉地体现当时新的审美意识上,属于海派画家的任伯年,则表现出不同于多数民间画家的更全面的优势。特别在西方绘画观念渐进影响下(任伯年生活及所从事国画研究的地方就在上海,这是一个受西方绘画影响较早的地方),他极善于吸取新的东西,艺术感觉敏锐,写意造型表现出之前任何一位画家都不曾有过的艺术感觉,包括当时人物画所不曾有的——一种不难看出的微微些许的明暗效果及立体关系等,使得任伯年笔下不同层面的人物,无论是艺术厚度还是绘画生机,皆无人可及。这看似很小的变化,却足以让这位海派人物画家在古典人物画研究道路上,走得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民间画家更远。其技法风格,对于那个时代或文化背景而言,具有一种“前卫”的探索意识。
从任伯年为吴昌硕写生的肖像作品看,如《酸寒尉像》、《蕉荫纳凉图》等,就能清晰感觉到某种新的艺术气息存在,与之前各个时期的写意人物画有着鲜明的不同。他的许多古典人物画题材创作,如《钟馗》、《麻姑献寿图》、《义之爱鹅图》等等以线造型的写意作品,已成为专业艺术院校人物画学科行之有效的范本教材。
虽然,人物画在20世纪后期,其画风渐渐趋向现代艺术结构之中,但是任伯年这位清末人物画家及其古典人物画,却能够在当下不断开放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仍闪烁着民族绘画艺术的光芒,体现出一种独特深厚的文化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从他一些广为流传的作品以及学术界对他的研究现象上看,人们已淡忘了作为民间画家这一身份的他,给予了其更高的学术地位加以推崇,即把他列为近现代中国画巨匠之一。
相比而言,一生固守于闽中小城的李耕,由于各种客观局限性使他未能在造型或技法上有新的突破,或在绘画界形成更长远的影响。除资料显示1959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巨幅屏风花鸟画;77岁高龄的他曾为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作画示范;及仙游李耕国画研究所成立并对外传授李耕画法;包括2001年一幅遗作入选百年中国画展,为中国美术馆收藏等以外,作为近代古典人物画题材表现领域的一家之法——李氏这一画法,几乎或只局限在他的老家或弟子间相续流传,无疑从传播渠道看,尚有不够之处。究其因,一方面仍局限于民间绘画题材的影响,另一方面还难以融入整个新的社会思潮,无法满足当时的形势需求,以及各种对新国画形式语言的探索。虽然,在闽中或邻近还有一定的受众范围,但是,一旦跨出闽界尚无法引起来自四方八面的认同,或更多的社会反响,这一点尤为重要。
但是,诚如孙克先生在《读李耕画作随感》中写道:“李耕是近代出身于民间画师而终于跻身中国画艺术殿堂的出类拔萃的传统人物画家。”无疑,李耕和他所开创形成的这一画派以及追随者,是近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人物画法的忠诚实践者。
文/潘丰泉(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