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诗文书画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少有，是一个杰出的奇肆狂才。但他在世时，由于自负自傲，在科举考试中始终写不出合乎朝廷要求的文章，八次乡试，也没有考中举人。他怀才不遇，清高孤傲，生活坎坷，癫狂至极。因此，其艺术成就埋没于乡野之间，“名不出于越”（浙江以外）。徐渭死后四年（也有说六年），袁宏道到绍兴，于陶望龄府上读到“恶楮毛书，烟煤败黑”的徐渭诗集《阙编》，“读未数首，不觉惊跃”，与陶望龄一起于“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后袁宏道作《徐文长传》，认定了徐文长诗、文、书、画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徐渭在明末文坛声名大起，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对徐渭深为倾慕，至为佩服。

袁宏道的一篇文章为何能得到社会公认，有如此大的影响？原因有二：一是袁宏道具有极高的思想文化修养和时代使命感，二是徐渭拥有独标高超的诗文书画才能。二者不可缺一。

袁宏道是明末“公安派”的文学领袖，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倾向，主张为文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晚明一大家。徐渭是奇肆狂才，诗文书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正与袁宏道在文学追求上产生共鸣，使袁宏道能够更直接地把握和理解徐渭的文学风格和书画艺术追求。因此，袁宏道的一呼，可以让徐渭在世人的漠然中峭然屹立。

然而，当下也有一些走红的书画评论家，他们的评论文章却不能为书画家艺术的优劣做判定，得不到人们的肯定和起码的社会信誉，这是为什么呢？

我总结了三点原因。一是特权集团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肆意压制；二是评论家实际水平不高，没有识珠之慧眼，只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些虽能言善辩，但写不出具有高度和深度的评论文章，评论要么如石沉大海，没有反馈，要么令观者情绪反弹，揣测评论家的动机；三是评论家各自有一个小团队，四处参加“红包”研讨会，等于书画家“养”着评论家，评论家自然不敢“妄言”。

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书画创作基本上变成了普遍性的商业化生产，评论文章也基本上成了普遍性的商业宣传广告。为夺眼球，画脸只画半张，色彩只用一种，语气只讲一调。如果书画评论家对书画家的作品挑刺，就是砸书画家的“饭碗”，特别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式的批评，书画家不仅要骂你的娘，跟你势不两立，记恨一辈子，甚至要跟你血战到底。再者书画评论家一般来说不会得罪书画家，否则就没有书画家请评论家四处参加“红包”研讨会了，更不会有人出钱请砸自己“饭碗”的评论家写评论文章。书画家、评论家同吃一锅饭，彼此熟悉套路，名利互动。

读古思今，我们的心没法不沉重。当今有些书画评论家，他们的“良心”正在消失，对读者负责的良心、对书画家负责的良心、对书画艺术发展负责的良心、对这个时代的书画艺术史负责的良心，也是对批评家自己负责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