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评委评选都是按照人数算的投票制。但是杰出的、跨时代的、颠覆一个时代的审美经验的大师不见得能被“海选”出来。在“海选”的过程中，最容易获得优胜的依然是那种符合既定审美习惯的作品。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政府支持的沙龙用奖金和荣誉制造出一批艺术家和一大批新观众。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普遍开始感到，沙龙受到了商业的腐蚀，开始迎合公众的艺术品位，不再以高贵的艺术姿态引导艺术。学院系统不再起作用，不能生产重要的艺术作品，也无法确保其成员的经济生活。于是，开始有人反对沙龙——也就是反对这一公共展览的商业性，至少当时的前卫艺术家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生产商品。

汉密尔顿在1867年写道“金钱的权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大凌驾于艺术之上，当一位银行家或者投资者去法国沙龙每年一次的展览会购买艺术作品时，他们不会关心作品的艺术质量。这些作品有着娴熟的技巧，但没有艺术家的激情和热情，而最糟糕的是，只有这种方式创作的作品才会畅销，否则你的作品根本卖不出去。”

汉密尔顿100多年前说的话，今天依然有效。收藏家不再接受专业鉴赏家的意见，而只依赖公众的认可，以及拍卖行的价格，就可以来证明他们购买的艺术作品的质量。于是沙龙里最具拟真性的作品，最有装饰风格的艺术家，最伤感的故事，最像照片的画作，成为热捧的对象。服务于文化阶层的精英文化和高雅的鉴赏，则是他们很难走近的领域。

本月笔者参与了三个青年艺术家的海选活动，“青年100”，“新星星艺术节”，“I CAN PAY艺术节”，作为评委，深有感触：中国正在试图逐步建立自己的艺术生长体制。中国的这些民间的非官方体制是不是能够输出健康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要看下一步青年艺术家稳步的成长，和它自身的良性、不腐败的运转来证明。

当代环境有利于创造力加速产生，新的作品的样态、高技艺水准的创作会越来越多。在早期中国还处于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出现的艺术样态可能是非常单一的，甚至是团体性的。比如，政治波普、艳俗艺术，是一种集体性的状态。现在的青年艺术家由于全球化和网络，有了更加开放的思想，也获得了更大的创作上的自由。目前的文化也越来越强调人的个性，个人化的新体验，小众文化消费开始产生，从同质性时代，进入到样式的差异性时代。因此，会有更多的风格和面貌在青年艺术家身上显示和创造出来。

青年艺术家的“海选”机制，也会刺激艺术家的成长。但这种刺激的好坏与评选有很大关系。评选的结果跟评委的专业素质有关。越是专业素质高的评委，越能选出优秀的甚至出格的艺术家。因为艺术的趣味是一个非常精微的东西，不同的喜好可能会遮盖也会揭示一些问题。这取决于评委的专业素质，评委团队的素质决定了评选结果。

但是，不同体制的评选会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海选”也会有漏网之鱼。目前的评委评选都是按照人数算的投票制。但是杰出的、跨时代的、颠覆一个时代的审美经验的大师不见得能被“海选”出来。在“海选”的过程中，投票最容易获得优胜的依然是那种符合既定审美习惯的作品。比如说，艺术家的绘画能力很强，作品形态完善性很强，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艺术家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等等——这样的作品很容易被推选出来。但是如果有非常敏感的、个人化的、逆时代而动，不容易被感知的作品，评选机制是不容易评出来的。想法怪异、超乎常理的人很少能够被评到最后的结果之中。因为评选的机制使结果更多倾向于平庸的大多数。评选出的结果多半令人满意，作品质量很高，但是也有可能使最具颠覆力的大师被淘汰。

有的时候，大师的成长有可能在集体性的时候脱颖而出，获得现世成功，也有可能要靠偏执性的个人化选择，引导整个时代。评选之所以有可能会漏掉一些大师，因为评选是在既定的审美经验里，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经验，是一个很安全的结果。这些被漏掉的艺术家要靠策展人和专业画廊主来推动，这就要完全靠个人化的敏感判断。因为，往往最有前瞻性、最具有天赋的东西，也有可能不被评委团所一致认同。经典作品的产生往往是艺术史最后发生的结果。也许它开创了下一个时代，不被同时代人所认同。这也跟作品的前瞻性和距离时代习俗的远近有关。距离时代趣味比较近的就很容易被选，当下成功;如果跨度很大就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