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克:银杏树下写圣迹
曲阜孔庙诗礼堂是供奉孔子圣迹的所在,门外有参天银杏树将军般护卫左右,两棵银杏虽千年树龄,依然根深叶茂,果实累累。上好的银杏果是每年祭孔的用品,取名“诗礼银杏”,当地民俗中,银杏便是儒雅圣洁的代称。联想至此,不由得记起孔维克先生。孔子78代孙孔维克读书明礼,雅好丹青,卓然名家。作为孔门苗裔,在孔维克的绘画中,圣人孔子是其主要创作题材,如果说这是血脉亲情使然,不如说这是孔维克弘扬传统文化、传承祖德家风的神圣使命。
孔维克:银杏树下写圣迹
记者:前不久,在孔子文化节上首次举办全球祭孔大典,全世界热爱孔子文化的人们无不为之欢欣。就在这次文化节上,您当选为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作为艺术家,同时也是孔门子弟中的佼佼者,您对自己的艺术发展有怎样的考虑?
孔维克:孔子文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那么深远,在国际上也愈来愈具影响力,但翻开中国绘画史,几乎没有人画过孔子,就是孔子题材的绘画也少有人去画。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我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我有责任用自己的画笔去为孔子“造像”,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圣人“存照”,以此去丰富中国美术史上有关孔子绘画的题材与图式,这在我有文化寻根的意味。我已经开始把绘画题材转移到孔子这方面来,现在主要以此为重点了。
记者:去年,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到曲阜参观,他在孔子《圣迹图》前仔细听取讲解,表达出浓厚的兴趣。但现在的《圣迹图》多是连环画式的简单图式,思想提炼与艺术表现都很不足,您有这方面的创作打算吗?
孔维克:这早已经是我的“十年规划”了。我在美协承担日常工作,白天都在处理事务性的工作,画画是晚上才能进行的“工作”,这影响到创作的进度。这些年,我画了不少孔子题材的画,像《孔子周游列国图》、《杏坛讲学》、《古乐图》、《习射图》、《六艺图》、《孔子与弟子七十二贤图》等,虽然都有一定的影响,但都还没有达到我所构想的那样。就是参加全国美展的《孔子川上观水图》,虽然在展览上颇为轰动,但也只是我“规划”中的一部分。画孔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倾我一生精力也未必能做得很好。特别是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我感觉压力很大,我有责任画出一套让大家满意的“圣迹图”。
记者:对您来讲,“圣迹图”是文化工程?还是艺术工程?
孔维克:既是文化工程,也是艺术工程。毫无异议,一个人艺术道路的延伸抑或一件作品的成功,绝不仅仅靠题材,重要的还是艺术语言的探索,艺术上的成功是孕含时代精神及嵌有个性印记的艺术语言与所表现题材的完美统一。
记者:我读您的画,读出了属于江南水乡的那份通透灵秀,也读出了属于北方原野的那份豪迈雄强。这样的感觉不知是否正确。
孔维克:别人这样说我的时候,我有一种被人看个透亮的感觉。我父亲这一血脉传承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孔孟颜曾、四书五经一脉相承;我母亲却是出生在江南的大家闺秀,自幼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科学民主、自由进步是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这一切在我身上矛盾统一地存在着,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创新,当我进行绘画创作的时候,我想,起作用的不是那一点,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我喜欢江南的灵透,也喜欢塞北的苍茫,更喜欢那种两者兼容中的不一般的轻灵伟岸、自然飘逸的气度。
记者:“诗礼银杏”是儒雅圣洁的代名词,这就像说禅论道那样,说不透,可以去悟。当我对您的画深入读下去的时候,我感悟到您的审美取向是自然平和,是典雅秀美,是雅俗共赏,这不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吗?
孔维克:中庸之道是我骨子里的东西,风华高洁的艺术最终都归于平淡。中庸不代表没有风格,而是没有风格的风格,是一种高境界。就像写文章有这么个过程:一开始心有千千结,写的时候却干巴巴挤不出字来;等有了提高,提起笔来却刹不住车,罗嗦一气不着边际;后来有了一定水平,又回归于说话很少的平淡。但一前一后不一样,一个是简单,另一个则是简练,如螺旋上升的点,虽然重合在一条立体的线上,但位置却不一样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画画的道理也是如此。雅,很难;雅俗共赏,更难。雅俗共赏就是中庸之道,是高境界,甚至是最高的境界。
记者:我不仅读您的画,还读了很多您的文章。我感到了您对文化的一种自觉探求的姿态与功力,这对画家来说难能可贵。
孔维克:我40岁的时候深感“四十尚有惑”,如今要“知天命”了,又深感知道的东西太少。文化追求需要画家们一生一世不懈地追求。陆游说过:“我亦为欣然,开卷发端绪,讲说虽浅近,于子或有补。”我说这些话是由衷之言,愿与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