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个人的角度，照我个人的道理，执笔欲写林风眠（1900-1991），我以为我会喜形于色。

民国美术与中国的近现代艺术，那里面许多的人，虽不如古代画家们离得遥远，原先却都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知”。如不深究，不逐个深入熟悉，便都身影模糊。甚至如朱沅芷那样曾毫不知晓的艺术家，都有。

比起这一众史料稀少或要重新厘清来龙去脉的画家们，面对林风眠时，心中难免不产生欣欣然的富足感。

艺术年表脉络清晰详尽；存世画作量多而美；各家评述与论文专着随时可读；不同时代版本的画册应有尽有。有机构专门研究他的作品与思想；他倜傥青年时任职院长与倾付心血的杭州国立艺专，即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至今屹立西子湖畔，早已是无数莘莘艺术学子梦想考入的一等美术学院。

他出生与曾居住过的地方，亦已保存为林风眠故居或纪念馆。

所以即使是在民间，未曾听闻过林风眠名字的人，可算是少而又少了。

这现世对他的拥戴，这极其丰厚的背景史实，当充实了我的笔头，充实着我对他的认知。

只不过，那以为要来的喜悦之念，在我独自面对林风眠时，却并没有在心头洋溢过。

在天分上，林风眠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艺术而存在的。

我想每一个不同的个人，一定都是为着他自己的那份天资而来，只是有人极快地发现了自己的秘密，有人一辈子始终不知。

林风眠是很早便自知自己秘密的那种人，当他与作石匠的爷爷去山上打石头、做墓碑、雕花纹，或在灯下画《芥子园画谱》时，他确切地知道，线条的美对自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等到他去省立中学读书时，他的美术课老师梁伯聪也看到了他的天分，出手就给林风眠的画打高分，谦虚地说林风眠比他画得还要好。

林风眠不仅画好，对古典诗词也极其偏好，十六七岁的少年，通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及唐诗宋词，又自发地与好友林文铮一起组建诗社，在学习玩耍之余，好继续探讨他们热爱的诗词歌赋。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民国初年，民风活跃，对外久闭的国门打开一条门缝。那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旨组办得有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倡与支持年轻人出国见识世界。当林风眠从同窗好友林文铮处获知有机会去法国读书时，便毫不犹豫与林文铮等大批青年一起，从上海前往巴黎，做勤工俭学的学子去了。此年的林风眠，是在他青春年华的十九岁。

当时信仰共产主义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于林风眠到达法国的次年，也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二人在巴黎相识并成了朋友。只是，他们一个是为了美的艺术而去，一个是为了追求信仰的乌托邦主义而去。

林风眠去法国之前，已从老师梁伯聪（1871-1945）那里得到较好的思想与美学启蒙，事实上，他去艺术之都巴黎学习的念头，最初也是梁伯聪在他心里播下的种子，开放的留学之风，正好成全了他的梦想。

为了急切了解眼前这个多彩的艺术世界，林风眠一到巴黎便苦攻法语，不久即考上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及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之后尚与数位中国同学一道，受同乡熊君锐的邀请，游学德国近一年。

他总共在法国学习了五年，这五年，他吸收的营养与得到的见识，他从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中所受到的影响，他在看到印象派、野兽派与表现主义所受到的震撼，以及他在法国老师的指导下真正拥有了欣赏中国传统艺术的眼光上，都决定了他一生艺术思考与实践的大走向。

看林风眠年轻时的照片，会发现那是一付“敏者相、不可隐”的后生可畏的容貌，眉宇间虽锁了一点小小的忧伤，却五官出挑，面善而眼神炯炯，竟是非常好看的青年。其神情尤其坚毅，是一付打定了主意要怀疑世界、不轻易与之言和的姿态。

确实，二十五岁左右的林风眠，思想上的艺术人生框架已理性地构建完成。通过观望欧洲的现代艺术，与自己创作的作品数次参加展览获得的肯定，他更加了解了自己身上那个令他受用的小秘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当时与他交好的周恩来，曾劝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过林风眠信仰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上的某个主义，所以他拒绝了。

艺术与政治不能殊途同归，他要走的，是他自己最有认知也最有感觉的那条道路。

谈到林风眠，不能不提到从一开始就站在他背后，或者说是站在当时所有有为青年背后作坚强后盾的蔡元培先生（1868-1940）。

这位民国年间最受人景仰的教育大家，是中国一等一的智慧伯乐。他的仁慈愿望——良好的教育塑造良好的个人，良好的个人成就良好的社会——几乎可说是他一生念兹在兹、并为之努力的最深情的理想。

林风眠出国是在蔡先生思想的引领下，当他在读书的第四年携作品参加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时，他与蔡先生又有了一次惊喜的重逢。

蔡元培不仅有出色的头脑，尚有一双敏锐的艺术之眼。当时这参展的许多中国画家中，就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徐悲鸿与方君璧等写实派画家，不过蔡先生惟独对林风眠的作品情有独钟，认为他的作品有一种冷静的野性与生气，不受“东西之说”的拘束，作品背后蕴含的思想性高出其他中国学生好大一截，这很令他吃惊。

为表示对林风眠才华的欣赏，展览座谈会之后，蔡元培去林风眠的公寓探视了他，二人就此结下深厚的友情。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林风眠在结束学习返回上海之时，蔡元培会向教育部鼎力推荐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将他聘作了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校长。

当然，林风眠的走马上任也并不是蔡元培一家之言的结果。在林风眠还没回国时，早于他从法国回来的同学们已在口口相传林风眠的才华，他的当选，是无记名投票、众望所归的结果。

蔡元培伯乐般的慧眼，以及学生们未曾蒙面就产生的信任与看重，林风眠果然一点儿没辜负他们。

从1926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的这十年间，林风眠以极其开放的艺术教育方式与展翅飞翔的艺术创造力，继往开来地实践着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与“自由”之风。

他聘请法国老师克罗多教授到学校教授西方油画，请民间的齐白石来给学生们讲中国水墨，请新文化运动作家周作人、郁达夫来讲文学，竭尽他新办学理念的能想之所想。

这十年间，尽管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次年就因高调发起“北京艺术大会”而引起军阀怀疑其内部有共产党，从而导致林风眠失去教职，但很快，在蔡元培的提议与协助下，林风眠与一帮美术同行又在杭州西湖边上成立了杭州国立艺术院——即杭州美术学院的前身——林风眠继续担任院长与教授，继续开创他的美术教育大业。

作画家的意义是成就单独的一个自我，而作院长的意义，则是成就一个学院与大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艺术学生。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当初林风眠这些先辈们立门户、创美院、教美育，怎么会有今天那些耳熟能详、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家如潘天寿、李苦禅、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当初，他们只是学校里怀一腔热情想把自己的艺术理想教授给学生的年轻先生，和初生牛犊般的可爱学子。

如同林风眠本人绘画的艺术风格一样，他在学校的管理与教学方式也新颖而不拘一格。这一点，与当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作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还是在艺术风格上，竟是完全迥异。

徐悲鸿先生是学院派的、恪守传统的，依规矩成方圆。而林先生却是超越学院、另辟蹊径的，专门破规矩。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对这两个青年才俊都非常欣赏与依重，只是，按自成一体的那个创新性，他在心里或许对林风眠要更颔首一些。

可以这样说，创学校、任校长，写书、创刊物、办展览，放手实施艺术新主张、锐意革新，醉心创作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林风眠一生中最完整、最得认可与独放异彩的一段岁月。此后中日战争爆发，他意气风发、治学绘画双修的幸福生活，再未完整回来过。

从1937年到他人生末年的1991年，他的蹉跎岁月可分为重庆时期、杭州时期、上海时期与香港时期，经历了外敌入侵，学校避乱内迁，国共两党争雄，新中国成立，文革挨整坐监，到出狱定居香港、永不再踏入大陆的漫长年月。

他个人的小历史，始终贯穿在中国跌宕的大历史中，期间虽然也有断断续续的好日子，如偶尔的晴天一样来向他露下脸，宽慰一下他阴云笼罩的心，但人生领略过的温馨时刻，对他实在是太少了。

回望林风眠的过去，童年时的他就是一个失爱的孩子。他本来有美丽热情的母亲，然而因为母亲爱的是别人而不是林风眠的父亲，并且有过与所爱之人私奔的行为，这极大地激惹了她嫁入的林氏家族。他们本来要烧死她，但因林风眠拚死护母，母亲才免于一死。然而最终，严酷的家族宗法制度还是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林风眠拥有母爱的权利，他们将他的母亲卖掉了。五岁之后的林风眠，再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这是他在情感上永远无法向人诉说、也无法分担的一个创痛。要说后来的林风眠特别喜欢画带着强烈母性意味的仕女像，与他内心的这一个创伤当有着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