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江先生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刚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任职，当时馆里承办了“张大千九十纪念书画展”及“张大千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这个展览的口碑不错，韩国方面邀请转赴汉城现代美术馆展出，同时也邀请三位学者赴韩发表演讲，而双方都希望有位声望属重量级的人士参加。那时艺术史界均知江先生的功力才学，我心中虽属意他，但早闻江先生“行情”甚高，架子很大，脾气难捉摸，加以又是台北故宫的副院长，这次张大千九十纪念展虽曾邀请他出席但亦未见他露面，更何况要请他跑一趟韩国？

因此当我的“老板”——当时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馆长陈癸淼先生，嘱我打电话联系江先生时，我不禁面露难色，因委请陈馆长亲自打电话邀请恐较为妥当。陈馆长和江先生也素不相识，不过当电话接通后，仅寥寥数语江先生就爽快地答应赴韩，并嘱承办人次日赴台北故宫送资料，且面陈相关事宜。老实说这倒出人意外，如此轻易便请动他的大驾，此与传闻中的印象大感不合。

第二天我打了领带，穿着“甲种服装”前往故宫。经过秘书通报，一进入副院长室，尚未及打量室中摆设就已入座，随即就面对江先生那锐利的眼神，顿时觉得此人相貌威严，不甚好相处。他的态度倒十分客气，我则正襟危坐，谨慎以对。当场官式气氛十足，我自己向来不喜那感觉，主人亦未必自在。直到不知怎地听江先生若有所感地说道：“现在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年轻人，从国外拿了个硕士或博士回来，却往往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本小说都没仔细读过一回，试问这要如何研究中国艺术史？”

此言乍听之下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而我当时一听却不禁心中大乐。因为我向来“好读书不求甚解”，往往抓到一本书就前后乱读一通，从来也无法将一本书按先后章节仔细地读过。然而年少时却偏只将这两本书从头至尾读得滚瓜烂熟，因此当时差点脱口而出——有，有，这两本书我可读得熟了！由此，谈话气氛大转融洽。

随后韩国之行，使我较有机会深入地观察他。后来我曾经问他，当时为何很爽快地便答允赴韩发表演讲？他回答，虽与陈老板素不相识，但觉得他直接打电话来的身段态度不错，于是就立即答应了。由此可知江先生虽是文人性格，但处事干脆不拖泥带水，颇有豪气。

在私下方面，他则不见很严肃的面孔。那几天相处间，他常说，到了现在这般年纪，方知道“奸臣”比“忠臣”可爱得多。奸臣多半巧言令色，说话讨人喜欢，有趣得紧；忠臣往往刚毅木讷，语言无味，惹人烦闷。因此做皇帝还是做“昏君”快乐得多。此虽为一时反讽笑语，却可看出他对人世间的纷扰有超然出尘的心志，所以他日后归隐田园，其来有自。

那次韩国之行后，我与江先生交往渐深。江先生门下弟子无论长幼，皆对师门十分敬仰。学生眼中的江老师十分威严，据说早年弟子要开画展，需得他首肯；然一旦认可则极力提携照护。我曾亲见他将某弟子开展览的一套册页十二开，幅幅加题诗款以壮其行色。江先生的本意是除深加鼓励外，益增买家收购意愿；不料学生却珍视有加不肯出售。我即对江先生笑曰：“可见令高足不甚开窍。”他问何故，我说：“换作是我，定然将之标高三倍价出售，换来银两回过头来孝敬师门，二一添做五，岂不两美？”江先生听后笑道：“卿之所言，甚合孤意。”

江先生自幼家贫，迫于生计，经常离家漂泊，但生性极重情感。有一年他返乡过年后又要远赴杭州任职，临行前为同窗鲍弘达刻印赠别，其边款谓：“总角之交，不知以聚晤为可贵；余稍长，迫为衣食所趋系，羁旅近七年始返，而足下亦复就学在外，不能朝夕相处。今年复有钱塘之行，归期未可预卜，依囊刻此，以留鸿迹。”此时他不过年方二十许，成熟早慧的性格令人讶异，其非深于情者不能至此。

1969年江先生赴美进修客居异乡，正值寒冬岁暮，在思乡思亲之感怀下，写了《旧居图》与《定光庵图》两图，遥寄台湾的江师母。《旧居图》一作是描绘先生对安徽故乡之回忆，题跋起首一句即见其生动不凡之神采：“莅兹新土翻寻故绪，作旧居图以谊细君，君未尝至我家，我今为君图之。”说明了江先生早年流离在外，于杭州结亲后便渡海来台，江师母终未到过他最亲近的家乡，乃发念为妻作图铭志。文中对一草一木，一屋一瓦，娓娓道来，动人之至。结尾一句“余闭目思之，犹闻竹外人语也。虽然可思之，不可即也，而吾所思又宁独是？”更是余音袅绕不已。《定光庵图》一作则是记述江师母的娘家：“定光庵者，卿之旧家也。余既作旧居图为远方之寄，今复作此以媵缄。入山门一路瓦屋，皆不染脊，我常过之而不能道谁为谁也，我归卿可为我言之。栋宇将尽，染脊者数间，则卿之家也。我尝夏日剧饮于前庭，巨盏辄尽，过者驻观惊其豪，今不能为此矣。”这两篇文字才情真可谓“云淡风清，光鉴照人”，其中有关情感方面的描写均淡淡着墨，力求宁静、含蓄、节制之语气，其笔调虽看似平淡无奇，却更能彰显作者心灵深刻的感受。

有回我与他讨论美学上的问题，起因是我读朱光潜的着述中，提到陶渊明与苏东坡的比较。朱光潜偏好渊明，认为苏东坡“好逞巧智”，比起陶公的天真自然是“小巫见大巫”，由此判定东坡境界比起陶渊明差之远矣。朱光潜先生是我很景仰的一位美学前辈，但是他此番见地我却深不以为然。

盖因苏东坡性情本来就比较活泼讨喜，即古人所谓“风流”，可是东坡却是秉持他那忠厚善良的天性去发挥那率真自然，并非轻浮巧饰；而陶渊明的个性原来就比较沉静，此为各人不同才性的天真自然，但岂能由这先天之不同来决定境界的高下？同时我亦注意到自宋代以来，许多道学人物对东坡都有所保留而不甚具好感，于是我即将这个想法请教江先生。

他听了回说：“奇怪，照理说朱光潜该是个‘通人’，何由出此判语？”接着又说：“这些人不喜欢东坡，无非东坡太过‘容易’。”我一听这话有些门道，赶忙问此话怎讲。江先生解释说：“东坡诗文所达到的境地，他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能略见功效；东坡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不费丝毫力气，这在敦勉后学脚踏实地的人看来，终似不是正道，因此不喜东坡。”我问他喜不喜东坡，他说极喜。此“东坡容易”一语，生动传神，令人激赏。

笔者非江先生的门下弟子，其相识也晚，以先生晚年声望之尊，一般年轻后学罕有机会与其接近，我却因机缘巧合得以拜识。笔者个性疏略，又经常不合时宜，先生亦曾开示我不必太过执着。他曾写信说：“……今日学术往往假权略而行其道，然而假者真不得开顷刻之花，结刹那之果；只当西洋镜看便远较有趣也。”此话令我十分感念。这段与先生晚年时相过从的际遇，说来造化不浅，复不可再得，当为此生备感珍惜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