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当代”，二是“推广”。中国的“当代”面对世界呈现出以往全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当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的当代，还是一个西方主流艺术概念下的当代，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完全从主流美术去选择“当代”推广，势必会被“海外”接受者先入为主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而拒绝，但是如果从时间的概念去选择“当代”，就会面临如何鉴别那些“后殖民”视野下成长起来的“前卫”艺术和真正的先锋艺术之间的问题。

第二个“推广”的问题，其实也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与“推广”相伴的是“接受”，单向度的给予是无法成立的，要使推广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必须使接受者能够真正认同和接受。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相当困难，因为技术层面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接受的最基础前提仍然是价值观的问题。毋庸讳言，价值观的问题，是中西双方都无法调和的问题，假如我们推广的“海外”以欧美国家作为假想目标，这一种价值观上矛盾所带来的难度是宿命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多样化发展的必要性，除了十分明显的意识形态部分外，人类寻找共同的价值共同点会越来越多，近十年来，除了传统的“和平”、“爱”等普世价值外，“环境保护”、“可持续”、“生态”、“低碳”等也已成为共识；网络平台的宽广性，给不同文化间的历史观的沟通，也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如当年中国伟大设计师邓小平所说，搁置争议，共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当代美术的海外推广战略，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美术的思考也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中国艺术家逐渐意识到，提升艺术作品的表现力离不开思想性的深度，无论是架上还是其他视觉艺术形态，思想的深刻性，已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价值标准。

强调传统文化作为推广的“特色”策略，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一种懒惰的借口，不说那些没有经过现代文化观照和思考的“传统”，毫无打动人的“特色”，在21世纪全球文化进程的今天，“传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重新发现的“现代”，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国粹”。因此，只有那些经过创新的传统精神，才能成为文化交流的真正特色。如何从地域文化、风格、技巧、内容甚至展出的方式等中寻找到最佳的“特色”，是视觉艺术交流的特性所决定的。

下面就海外推广提几点具体的建议。

一、国家艺术行政部门宜联合其他的艺术门类制定系统性的中国当代艺术海外推广战略，艺术各门类在文化交流中本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互相呼应，能起到立体的呈现效果；

二、国家艺术行政部门和着名的艺术学术团体，应通过学术研究成果，制定长远的海外推广项目主题，在相对长的时间单元据此筹备展览，以使展览的特色鲜明，内容富有效果；

三、要逐渐建立国内外策展人机制，在确定交流目标后，通过公开招聘来选择国内或国际策展人，这样更便于选择有个性的策展方案，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艺术家，系统操作推广，完整实现目标，责权利分明；

四、重视国家间签订的文化交流协议，在派出有关展览时考虑招标的方式，选择最佳方案，避免使国家间的交流流于友好往来的表面层面，并重视国际间重要展览的邀请；

五、展览在所在国落脚时，要充分考察对应的机构和展览空间。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我们对所在国情况很难达到真正的了解，选择好的合作机构和美术博物馆，是如何面对所在国受众以期达到最佳效果的前提；

六、因此，可以积极考虑在国外的中国当代美术推广问题中，通过房产购置和经营，在所在国建立中国艺术中心，经常性地、有步骤地开展艺术家访问和创造工作坊，举办不同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

七、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国际基金，与海外着名大学、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有关海外推介基金会等的运作方式，向他们提供有目标的研究经费，也可主动提供文献的有关数据，推进他们的独立研究，并资助研究成果出版；

八、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驻外使领馆的职能在我国新的外交政策下正在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国的更自信和更开放，驻外使领馆也逐渐成为在所在国交朋友、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场所，外交部行政司为此专门建立了艺术品配置处。但长期以来美术界或不了解或被动接受选择，没有将它的作用提升到海外推广这个角度，主动地参与将会产生海外推介的一种全新的方式；

九、十分迫切的是中国要有一本纯英文的对外发行的中国当代艺术期刊，要办好这样的一本杂志需要一个全新的办刊体制，由于语言的关系，目前中国当代艺术介绍的话语权大都掌握在一些有海外背景的画廊经营者或个别批评家手里，这种局面不改变，势必影响中国当代艺术整体的发展路径；

十、我们不应忽略商业性的画廊的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培育本土的国际化的艺术经纪人、策展人，798艺术机构中有外国资本背景的占到60%以上，资本必然影响到价值观，因为这是他的客户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