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名浮，字一浮，生于1883年，逝于1967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曾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我们知马一浮很难

《文心雕龙》“知音篇”开头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千古文章，难在知音。如果说了解任何一个作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了解马一浮这个特殊的作者尤其不容易。不是谁都可以了解他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的。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1957年5月，周恩来陪苏联元首福罗希洛夫拜访马一浮

左一为省长沙文汉，左二周恩来，左三蒋国榜，蒋庄

陈寅恪先生也比较难于解读，但他是史学立场，时、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的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正式著作当中，他的著述其实不是很多，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延伸，或者说是马一浮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学问境界和学术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看他的诗，可以了解他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又谈何容易。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向内体究的学问，不以闻见知识为能事，不以著书立说为究极。而且其学术思想的结构融通三教、会通儒佛，今天解读起来自然增加难度。

学术界习惯把马一浮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作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如果加以比较，我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会觉得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显微无间，毫无理障。当然熊先生我也喜欢，率性真情，文气充沛，学问己出。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们会觉得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更强调对学问本身的体验。讲经术义理他虽然提倡践行，但绝不以通常所谓实用为依归。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先生的名字在“三圣”中，应排在最前面，虽然他们都很了不起，都有足以传世的学问成果。

解读马先生的难，还可以从他极少知音得到证明。跟从他的学生很少能够了解他。1939年到1945年，时当抗战期间，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讲经术义理，听课的人没有几个能听得懂。就是长期跟随在身边的王星贤、乌以风等资质好的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读懂他。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这确是马先生一贯的为学境界，但也未始不反映他的学问有不易为人所知的一面。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一次与弟子发为感慨，说道：“吾于今世，气类之孤也久矣。独尚友千载，开卷则亲见古人，有以得其用心，下笔则确乎自信，知古人之必不我远，可为乐耳。”他是如此的孤独而自信，不愧为超绝的大学者。也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不过马先生自己，似乎并不期待后世的了解。

1942前后，在四川乐山濠上草堂书房

迥异时流的通儒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潮流不能相契，如同陈寅恪一样，也可以说是“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学问家有不同的等差分际，有专门家，有通儒。专门家多，通儒少。马先生是通儒。另外还有一种学问家，可以称作“高人”，就更少了，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是高人，但马一浮先生的确是高人。他还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极为少见的。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通、不染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不任教职、不著时文，“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就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把此事做得像样一些。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应之。

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反对仰赖政府。他并不存有奢望，认为有少数人在这里从事就足矣。实际上书院的生员一向也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很短，随时随地都在等待如何终局。总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马先生的这种办学理念和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为然，所以两位老友发生了争论，以至于后来熊竟拂袖不辞而别。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曲学阿世”，都是冀图保持学者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

1963，左起：弥甥女丁敬涵、马一浮、内侄女汤淑芳

1991年出版的　《马一浮遗墨》收入其书法自然是重点内容。引发我兴趣的是书后的附录，包括叶圣陶先生的《与马一浮先生交往琐记》，披露了不少关于马一浮的有趣故事。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的分歧，贺昌群和马先生的分歧，大家都尊敬马一浮，但马先生的办学理念却不为人理解，叶的文章都写到了。熊先生离开书院后，贺后来也离开了书院。分歧是熊、贺主张书院要为学生谋出路，课程应包涵切合实际的可以致用的内容。而马先生坚持不求致用，不谋出路。这些，在书院筹划过程中，马和诸当事人的通信中，已经反复讲明了。

我非常敬爱叶圣陶先生的学品和文品，他是淳厚的前辈，遗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马一浮。当时几乎没有谁赞成他那种办书院的方法。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他的坚守是难能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守持学理之正和信念之纯，是为学不徇己、行事不为势利所屈、特立达人而不随顺时俗的文化典范。

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学问的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一个人的一生，都难免通过耳（闻）和眼（见）接触到许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不反身体究，不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就只不过是与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入于自己的思维，经过自己的体悟，方能发用。

所以马先生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1938年他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发表的讲词，有如下的警醒之论：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人们一直都在讲思想、讲文化，文化为何物，讲得比较多，定义内涵或不难把握。但何为思想？则讲得不多。马先生认为，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我们讲思想的同时，也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当然不是。知识未化入思维而融会贯通，就不成其为思想。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各种知识，不易化为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一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来源于宋代的义理之学，而又归之于先秦“六经”，综合阐发，以佛解儒，最后形成经术义理的思想体系。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义理的国学学者，是20世纪的一位当之无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