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生前曾有诗道，“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如今已是他的百年诞辰，尘世间的是是非非都早成了过眼云烟。对于这位末世皇族的坎坷人生与成才之路，实在有太多值得我们品味。中学肄业的启功，最后能成为大学讲堂上的教授、知名当世的文化大师，一方面固然是他个人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正是唯才是举的评议制度的功劳。

雍正九世孙

听说过启功的人，想必也都知道他出身清朝皇族，至于他究竟与爱新觉罗氏的皇帝有什么血缘关系，一般人就知之甚少了。启功是雍正帝的第九代孙，祖上是雍正的五子和亲王弘昼，由于清朝实行每一代降级袭爵的制度，加之启功高祖载崇出身侧室，所以到了他曾祖溥良一代，就仅仅是奉国将军了。

为了振兴没落的家世，溥良主动放弃爵位，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不但及第，而且官至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毓隆也是以科举入仕，官居四川学政。毓隆也希望儿子恒同走父祖的从政之路，但谁想恒同在十九岁时就病故了，此时启功才刚过一岁。

启功生于1912年7月，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自称姓“启”名“功”，因为在他看来，“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启功成名后，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或者干脆称他为“金启功”，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后来实在不耐烦了，就在信封上批“查无此人，请退回”。

父亲早逝，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在他十岁时，祖父也撒手人寰，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他们以“孀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名义，为启功一家三口（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拜在齐白石门下

启功12岁进入小学读书，插班在四年级，两年后升入汇文中学。因为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包含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启功入学后直接跳级到初二。高中时，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无法通过期末补考，所以就中途辍学了。但是在中学期间，他曾先后追随数位名师学画，在学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

启功最早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启功每月月初的三天会随老师去故宫看画展，每看一件作品，贾羲民就为启功讲解相关鉴赏与鉴定方面的知识。后来在贾老师的介绍下，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学习“内行画”。

溥心畲和齐白石则是对启功影响更大的两位老师。溥心畲也出身清朝宗室，算起来是启功曾祖辈的人物。启功最初想向这位长辈学画时，溥心畲总是问他有没有作诗。没办法，启功只能硬着头皮学写诗，在名师指导下，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诗的方法。至于绘画，启功常常会自己画上一个扇面，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溥心畲如果看了诗不错，也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

启功的一位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就此与齐白石相识。后来这位叔祖就将启功推荐给了齐白石。齐白石对启功的才华十分欣赏，有时启功几天没有过去，他就禁不住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在齐白石门下，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大字报让启功书法有了用武之地

结婚时启功21岁，因为只是中学肄业，找工作十分困难。当初为启功一家募捐的两个人找到了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获得了教一年级国文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

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又把启功召回辅仁，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师从贾羲民、溥心畲、齐白石的启功，既有绘画知识，又有绘画能力，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只是没想到，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只会写诗作画的启功没有一技谋生，一家人陷入困顿。启功的八叔祖当时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当一个小职员，就给他在秘书厅谋了个助理员的位置。从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启功其实是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伪职”。帮助启功脱离这段痛苦经历的还是陈垣校长，启功第三次执教辅仁。

1949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7年，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启功在会上全票当

选为教授。不过启功很快就被划为“右派”，降级为副教授。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给党提过意见，而启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言论。结果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罗织了一条“罪状”，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崇拜”。

启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曾劝慰老伴章宝琛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言论，当了两年右派后，启功就被“摘帽”了，在北师大讲一些作品选，或者编编教材，比较平静地过了八九年。“文革”一来，启功夫妇两个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乱了。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小将们跑到启功家里，质问他：“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回答说：“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喝道：“那好，就给你封了吧！”红卫兵们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后来一位卖力批判启功的人，曾在“文革”后登门道歉。谁知启功心下早已释然，对来人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文革”中大字报的出现，让启功的书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平时就在北师大负责抄大字报。那时就是一枝秃笔，几张彩纸或报纸，边抄边聊，反而能挥洒自如，以至启功回忆说，那段时间是他“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文革”结束后，一遇上有人问他写的什么体时，启功就随口回答是“大字报体”。启功在拍卖品市场上还见到过他当年抄写的毛主席诗词。

启功转运是在1971年6月，那天有人通知他，军代表有请。启功不敢怠慢，赶紧到办公室去找军代表，但他扑了个空。办公室的其他人告诉启功：“听说是什么‘二十四师’，要调你去，就是想通知你这件事，至于具体情况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详谈吧。”启功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心想自己同军队从来没有什么联系，实在不知道找自己做什么。而且那时老伴已经得了黄疸性肝炎，甚至动用了激素，平时必须有人陪住，如果到了军队，谁来照顾老伴呢？

一夜无眠，启功第二天就急急去找那位军代表，得到的答复是：“上级领导准备调你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去工作，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体现了党一向重视文化工作，也体现了党对你的信任……”如此才真相大白，原来不是“二十四师”，而是“二十四史”，启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之所以要找启功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是满族贵族，对清朝典章了然于胸，当然是校注《清史稿》的理想人选。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个是厘清了清朝入关前的制度，一个是校正了书中复杂的人名。

与妻子的赌约

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与启功相伴的妻子章宝琛1975年在病床上同启功打过一个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启功回答：“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章宝琛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老伴坚定地说：“我自信必赢！”

如今我们知道，这场“赌博”最后赢的人是启功。自章宝琛去世后，有许多人上门找启功，给他介绍老伴，但都被一一回绝。启功在自己口述时说：“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

1979年，北师大正式为启功平反，同时给他加了一级工资。启功对前来通知的人说：“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来人问原因，启功回答“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启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老伴只曾与他共患难，却没有机会分享自己后来的好生活。

启功对名利看得很淡。1982年，启功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但他对此从来不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什么‘博导’，只知道‘果导’（一种药的名字）。”他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不是‘博导’，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启功生活简朴，一碗面条、几根黄瓜再拌点炸酱就是一顿饭，只是平时他基本不喝水，通常都是以雪碧解渴。他在帮助别人时毫不吝啬。1991年11月，恩师陈垣诞生110周年的时候，启功在香港举行义卖展，义卖所得163万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而对这笔奖学金，启功也没有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陈垣“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

启功的诗书画“三绝”

启功能获得世人的尊敬，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很多人都知道，黄侃当年曾发下宏愿，五十岁前不著述。与之相同，启功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古代字体论稿》时已经51岁，请老校长题写书名时，陈垣不由感叹：“全谢山只50岁，戴东原只54岁……”意思是全祖望只活了50岁，戴震寿仅54岁，而启功在这个年纪时却才有这么一本薄薄两万字的小册子。所幸的是启功长寿，“文革”后又有《诗文声律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著作问世。

老一辈学人中有很多通才，成就不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启功也不例外。他不只是书好、画好，诗也好。学术方面，在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佛学、敦煌学、文物鉴定学上都卓有建树。20卷的《启功全集》，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内容；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临写等作品。可见启功一生所学之博了。

对于书法，启功曾对画家刘宗汉说，他的字没有“芯儿”。对此，刘宗汉的理解是，这“阐明了结体与行气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贡献。”启功“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习惯上是“二王的用笔，欧柳的结体”，最后自成“启体”，书界评其为“外柔内刚、自然洒脱、清隽儒雅而妩媚华美”。

相比之下，市面上启功的画要比字少很多，但同样有品位。为启功做口述历史的赵仁珪曾说，启功的画也极见传统的功力，勾勒皴染，无一笔不见功力，空灵淡雅之中，颇饶秀丽超逸之美。山水画层次丰富，意境高远，竹石画韵味醇厚，灵动婀娜，与其书法具有同样的美学风格。

其实在启功自己看来，“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他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对于那些名人字画，启功一眼就能分辨真伪。启功27岁时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又是国家文物局下属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次，几个台湾客人拿来一幅溥心畲的小楷手卷，启功初看时说了一声“好”，但一细看马上就发现：“这个东西是复制品！”他随即解释说“民国时期生产不了这么长的纸！当初，这个手卷是用两张纸接起来的，两张纸中间应有‘接缝儿’，现在‘接缝儿’没有了，变成了一张纸，所以，是复制品。”几个人循着手卷寻找，果然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发现一条复制时留下的“接缝儿”痕迹。鉴赏与书画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启功丛稿》中说的“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

启功精于鉴赏，但是对自己的作品，时常又是马马虎虎。启功曾在潘家园看到一家书画店在卖他的字，身边有人就问启功：“这是您写的吗？”他笑着说：“比我写得好。”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这是我写的。”后来他才告诉朋友：“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一种谋生手段，我不能砸他们的饭碗。”

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早在二十多年前，他66岁生日时就为自己拟过一个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的这段话虽是戏言，却真的堪为盖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