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甘谷汉简》高23cm，简宽2.6cm，正面墨书两行。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甘谷汉简的书法风格，因其已临隶书形成的东汉晚期，内容为汉桓帝颁布天下的“诏书律令”，章法规整，既别于《居延汉简》的篆意，又别于《敦煌汉简》的率意，更别于《武威汉简》的章草味，是东汉隶书的典型范本，与《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张迁碑》相近，两者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清丽流畅、逸致翩翩的特点，但朴实雄健、端庄遒劲之趣却同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即169年)相似，而笔势放纵、不受拘束、姿态横溢、有意夸张撇捺的特点，几乎同于晚其5年的《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即164年)。这足以说明，东汉碑刻隶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简书的营养。

简文内容是当时汉阳郡太守转发给所属县、乡的诏书、律令及敕命文书。第一至第二十一枚记的是东汉桓帝(刘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刘柜关于维护刘姓皇帝宗室特权的文书。刘秀为了加强刘姓政权，将天下刘姓擢升为皇亲宗室，并给予了很多特权，但到了东汉后期，特别是黄巾起义前后几十年，地方豪强急剧发展壮大，极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权力统治。刘姓宗室如简文所云“自讼为乡县所侵、不行复除”，“言郡被书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为“施行缪错”，故“令人恩偏鬲”。正如《后汉书》顺桓二帝诏令所云：“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疑郡县用心怠情，恩泽不宜”，所谓“害及元元”；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凉州刺史(刘)治与汉阳太守(刘)济，逐级下移“属县令长”优复宗室的诏书。史载，东汉时期，凉州刺史部有汉阳郡，郡治冀县(今甘谷)。

这批汉简，简文墨书，出自一人之手。先编后写，索绳二编，留有空当，整齐划一，分为三段，隶书抄写，一枚两行，每枚60余字，第五枚多达74字。字体为规范汉隶，行笔笔画由圆转变成方折，并演绎出骏发之波磔，结体由坚长变成横阔，产生俯仰之势，但又独具风格。在用笔上，改变了秦篆匀速圆转的线条，行笔有迟速缓急之变化，左磔右波，轻重顿挫，起笔藏锋逆入，形成蚕头，收笔藏露兼之，托出独特的燕尾或掠脚，形成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笔势。如其中“元”字，末笔笔画在竖弯处，就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姿婉态妙，势刚力柔，藏头护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既是意兴，又是匠心，这是甘谷汉简用笔上的一大特征；在结构上，一改秦篆竖长之形，将舒展、劲健、质朴的点画组成扁横结构，给人以宽绰开阔、严谨豪放的美感。同时，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剞正、方圆、争让、动静等矛盾双方相互变化，互为依存，给人以和谐、自然、统一、平衡的韵律感。在章法上，每枚书写两行，纵贯行气，横画齐平，每行各有气势，相互照应，右行字形小处，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横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真乃布白比汉印、章法启行草，其风采神韵为其它简牍少见。其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提到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别是赋税名如“门钱”，不见诸史籍，十分可贵，是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