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保利、北京匡时、西泠印社、朵云轩等拍卖行先后收槌，今年的内地秋拍已经悄然落下帷幕。从成交额来看，内地秋拍市场不容乐观，业绩缩水的局面几乎覆盖了所有拍卖行。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坦言，“今年的秋拍市场，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无论是征集还是拍卖都是非常艰难的，明年市场可能还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那么，在这种艰难的市场困境中各个拍卖行的表现如何？2015年艺术品市场又将何去何从呢？

市场低迷 调整延续

自2012年秋拍之后，拍卖市场的调整态势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出人意料的是，市场在一片回暖的呼声中不升反降。在今年秋拍中，中国嘉德以17.06亿元收槌，同比去年秋拍的23.48亿元下降近三成。北京匡时经过三天鏖战总成交13.4亿元，同比去年秋拍的19.9亿元缩水三成。北京保利以24.9亿元再次蝉联内地桂冠，但依旧明显低于去年秋拍的28.7亿元。

其实，内地秋拍的行情下行并不意外。率先收槌的香港市场成交额出现明显下滑，甚至一向表现良好的香港苏富比同比去年秋拍缩水超过10亿港元。那么，为何市场会出现这种大幅下调的态势呢？有业内人士分析，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礼品市场的萎缩。北京商报记者在预展与拍卖现场发现，保利拍卖、匡时拍卖、苏富比(北京)等人气都很旺，但成交额却并不尽如人意，反映出市场观望情绪严重。

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成交额是往年来比较低的。由于经济环境不好，拍品价格没有往年高使得成交额下降。但可以看到买家的参与度在扩大，很多新买家不断入场，市场在趋于成熟”。在CAMS 2014论坛中，很多拍卖大佬表示成交额下降主要是因为拍品征集困难，市场信心不足。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股市交易一天可以达到1.2万亿元，说明中国并不差钱，市场上也不缺精品。那么造成市场艰难的原因是什么？他指出，“主要是文化引领力不够，这也是为什么有了亿元行情之后市场迅速塌陷的原因。市场的迅速发展暴露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审批制度、海关政策、文物政策还有文化基础和文化氛围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基础上亿元行情很难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股市的大涨可能会造成艺术市场资金的转向或流失，这也可能是今年秋拍行情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艺术市场的调整，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总裁温桂华并不以为然，她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调整是一种常态，不是现在才有的。目前拍卖行的业务板块和拍品层次都比较丰富，有一定的抗压基础，所以影响不大”。同时，温桂华表示苏富比根据中国藏家的收藏品位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增加当代水墨板块等，主要的方向就是少而精。“保持品质，做扎实、做精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方向。”温桂华如是说。

天价or流拍 冰火两重天

市场调整是今年秋拍的大趋势，但一些拍卖公司却是逆市上扬，比如成立20周年的北京瀚海成交额达到20亿元，同比去年秋拍的6.5亿元上涨了3倍以上。西泠拍卖十周年秋拍的总成交额达到18.33亿元，较之于今年春拍的7亿元也是涨幅明显。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成交额的迅速拉升并不足以反映大的市场面。可以说，拍卖行的周年庆典是一把“关系牌”，在专场设置和拍品规模上都会有大幅提升。一些藏家碍于情面可能会将部分珍藏的精品释出，这无疑会带动买家出手的热情。2015年恰逢北京保利拍卖十周年，赵旭对此充满期待，他表示明年将是保利拍卖非常热闹的一年。“保利拍卖一直在准备十周年的庆典拍卖，届时将会开设很多重要藏家的私人专场，买家也很期待，应该能拍出比较理想的结果。”

即便市场成交额缩水，也并不影响一些精品的成交。比如保利拍卖推出的乾隆御笔《白塔山记》以1.16亿元成交，成为2014年度内地惟一一件过亿作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这件拍品的出现，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拍品的高价成交也很亮眼。比如在瀚海拍卖中，清康熙米黄釉五彩玉堂富贵玉壶春拍出8970万元的高价，徐悲鸿的《十二生肖册页》在北京匡时以4600万元被著名藏家刘益谦收藏。令人欣喜的是，很多小精品引发了买家激烈争夺。比如在北京保利古代书法专场中，王铎《致戴明说札》从270万元起拍，最终拍出1863万元；在北京匡时古代绘画专场中，周道、上睿《李煦行乐图》估价在250万-300万元，多轮叫价之后最终以1863万元易主；在西泠拍卖中，弘一法师行书《放下》以38万元起拍，经过近50轮竞价以471.5万元成交。在保利拍卖现当代夜场中，刘炜《自画像》拍出2070万元的高价。

对于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精品，买家的眼光从来都是犀利的。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匡时拍卖副总经理谢晓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央行降息，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刺激，可能会对市场流动性有一些改变。在市场预期改变之后，会有更多的资金进来。但不管是新进资金还是老资金的回流都会追逐精品，这已经成为业内的一种共识。《李煦行乐记》以超过估价的五倍成交，买家主要是看重这幅作品的文化性和历史含量，而不是单纯看名头。这个案例说明市场本身并不缺钱，而是缺乏重要的作品。古代精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这是市场大的趋势”。

但与此同时，一些被寄予厚望的重要拍品却遭遇滑铁卢。比如中国嘉德上拍的靳尚谊《和平的讲坛上》估价1600万-2200万元遗憾流拍；杨飞云的代表作《那时我们正年轻》曾经在2006年荣宝春拍拍出385万元，这次作为专场封面以1200万元起拍，叫价至1650万元折戟。在匡时拍卖中，两件重量级拍品陆俨少《大井新貌》、傅抱石《韶山诗意》没有逃脱流标的厄运。罗中立《年终》曾经在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以614万元成交，但在今年保利秋拍中估价1800万-2200万元惨遭流拍；黄胄《牧马图》的市场关注度很高，曾在2011年北京荣宝春拍中创造出3248万元的高价，时隔三年却在叫价至3500万元左右时遇冷流标，令人惋惜。

这些重要拍品的流标，一方面是市场预期过高，另外就是买家对于活跃度较高的“熟货”兴趣索然。其实，拍卖行对专场封面作品的选择是很慎重的，考量标准不外乎学术的主推方向、销售压力或者是客户要求。对于重要作品尤其是封面作品的流拍，谢晓东觉得很遗憾。他认为市场依旧处于调整阶段，一些高价位作品的成交可能会存在压力，估价过高就会容易流标。但精品是没问题的，等市场好转或许会以更高的价格成交。同时，对于拍卖公司来讲，封面作品可能会有一些指标倾向或引导效应。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拍卖行都在淡化封面。

“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艺术史，具体来看作品的好坏真假、出版著录、对艺术家的重要程度。现在藏家水平越来越高，更多依靠专业判断，这也是市场进一步成熟的标志。”谢晓东表示。

接棒市场？多元并存

综观当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国际化与金融化成为最大特征。另外，藏家层次越来越年轻化，品位越来越多元化。这种形势变化对拍卖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选件、估价乃至专场设置上都必须更加考究。很多拍卖公司都在预展现场举办讲座、论坛，比如北京匡时的艺术体验季、保利拍卖的中国艺术周、荣宝拍卖的荣宝讲堂等，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市场效应。比如中国嘉德推出的“黄胄的燃情岁月”专场、“一粟山房珍藏”专场，保利拍卖推出的“中国新绘画专场”、“孔颜乐处——乾隆御书房五器”专场，匡时拍卖推出的“冰上鸿飞——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作品专场”，银座拍卖推出的“冬皇故物专场”，西泠拍卖推出的青铜礼器专场市场反响良好，均以白手套成交。

“目前很多拍卖公司都在做学术梳理，能够提高藏家对作品的认知度。其实，艺术和市场并不矛盾，两者是一致的关系。拍卖行要想长期保有市场的优先地位，要看学术判断力和对市场的把握，好的专场是拍卖公司征集、客户关系、品牌运作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谢晓东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今年秋拍中，当代水墨板块的表现可谓亮眼。徐累《霓石》在中国嘉德以1840万元成交， 打破个人成交纪录，卢辅圣《菩提》以667万元成交。在匡时拍卖中，郝量《科学世界》拍出230万元的高价。但与此同时，作为保利拍卖水墨专场的封面作品，估价280万-380万元的郝量《毒浮屠》却惨遭流拍。这是否反映出当代水墨一路高歌后的疲软呢？

当代艺术知名推手伍劲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徐累《霓石》之所以拍得高价，是因为这是其重量级作品，而且是一件大尺幅四联作品。目前市场有些狂热，眼下流行的艺术家名单，未来可能只是一个‘试错’的名单，新水墨不能只有新，还要有高度”。

与此同时，张晓刚、岳敏君等名噪一时的一线艺术家有些沉寂了，偶尔出现几幅拍品，还可能会遭遇流拍，导致一些“F4时代已经陨落”、“青年艺术家要接棒市场”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于这种说法，谢晓东表示难以理解，在他看来，用接棒这种单一的、进步主义的视角来看市场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说法。“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是不断接力创新，但在市场上是多元共存的，应该主张多元主义的学术观和市场观。一方面鼓励推动年轻艺术家发展，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上一代艺术家的贡献，他们某件作品的偶尔流标，这种阶段性的市场表现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重量级作品还是会有高价的。”谢晓东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