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地理志下》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蠃蛤，食物常足。故訾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这是西汉司马迁记述秦汉之际江南社会景象。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描述越国富庶时说：“会稽之山有鱼池两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溪六谷之广，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臣民，畜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越国当盈。”浙江，古属越地，《吴越春秋》载:大禹巡行天下，回到大越，登上茅山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就葬于斯。至少康时，担心大禹后代香火断绝，便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西晋贺循《会稽记》中也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文字是文明中最重要的要素。浙江这片土地上较早就出现文字形态，有学者将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骨匕上的刻画图像符号，称为“鸟虫书”肇始。其后良渚文化陶器上出现刻划符号文字。春秋战国的楚、吴、越等地，鸟虫书盛行，在越地的剑器上有鸟、虫二体，如《越王者旨於睗剑》（浙江省博物馆藏）、《越王勾践剑》（湖北省博物馆藏）、《越王州句剑》（浙江省博物馆藏）等。文字之学，也是后来春秋时期教育的重（古语中为句）要内容，《周礼·地官·保氏》卷14中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书是指六种造字法则，为文字之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把六书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种学法到汉代以后称为“小学”。汉代，书法已经走向了专业书家创作的历史舞台，出现了曹喜、班固、崔瑗、张芝等大家。这时书法在人们的心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下）浙江现存年代最早摩崖石刻是东汉建初元年(76年)刻“大吉山买地摩崖”（又名“昆地六人买山地记”），隶书，位于浙江绍兴东南富盛镇，额刻“大吉”。分上下两列，上列一行题额“大吉”；下列五行为“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值）三万钱。”秦、汉以前，由于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北方，故很多书迹多流转在北方，南方则少见。1952年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公元223年《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此碑“文字浑古遒厚，介篆隶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如今庋藏浙江，“虑其久而复湮也，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慎重庋奥建室”。

三国两晋南北朝已形成各种书体，出现了书法家卫岘、钟繇、胡昭、韦诞、皇象、苏建、索靖、卫恒、陆机、王羲之、王献之、郗昙、谢尚、谢安、恒玄、杨羲、羊欣、孔琳、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崔浩等。

这一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南文化开始显现。富有个性和文化品位的书画开始为统治阶级所喜爱和弘扬。余英时在《汉晋之际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汉中叶以后，士大夫个体自觉即随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日渐成熟……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变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情性之所在。亦因此之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不拘形踪，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见个性之发挥也。”这一时期有浙江书家虞松，绍兴人（有说河南人），唐人评价其书风“体裁简约，肌骨丰樗。”（[唐代]窦臮，《述书赋》）惜史料不多，难述详情。

东晋王羲之（303-361年），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早年学卫夫人，草书学张芝，真书学钟繇，并博采秦篆、汉隶及六朝碑版之长。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有“书圣”之称。作品传有《姨母》、《寒切》、《二谢》、《丧乱》、《初月》、《快雪时晴》、《兰亭序》、《上虞》、《十七帖》、《乐毅论》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虽不为浙江人，但“会稽”一郡之“兰亭”[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吟诗，王羲之为诗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人生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28行，324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33岁时的得意之作。如人们所评“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便成了中国书法圣坛。其“风流韵致”影响中国书坛1000余年。唐人张怀瓘《书议》评“二王”曰：“逸少秉真草之要，子敬执之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少。”唐太宗李世民虽不喜王献之书，但也承认：“自晋、唐以来从大令问津以迄于成者，代不乏人。”时人评献之曰：“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南朝]羊欣，《采古人能书人名》）“王氏”书风及其“王氏”一代的影响，诚如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中云：“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与王羲之同一时期的谢安和贝义渊等也为浙江的书法增添了光彩。作为东晋政治家的谢安（320-385 年），官至侍中宰相，且是“淝水之战”的指挥者之一。辞疾寓居会稽，与王羲之、许询等游处。他的书法，如唐人张怀瓘《书断》评“学草、正于右军……尤善行书”。米芾称其“山林妙寄，岩廊英举，不繇不羲自发淡古。” 宋代曹之格辑《宝晋斋法帖》等丛帖中存有其遗迹。贝义渊，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朝梁书法家。工书，精严遒劲，笔势灵动。所书大字，带行书笔意，更为雄健。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赞：“贝义渊书《始兴王碑》，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完好者三分之一，尤为异宝。”贝义渊书迹有《梁始兴忠武王箫儋碑》，但碑文已残过半。

文/何鸿（中国美术学院）